卜正民

探讨占领区的通敌问题很难

腾讯文化：你在《秩序的沦陷》首页写道，这本书是献给你的父亲杰克·布鲁克（Jack Brook）的，他的一生也因二战而改变。二战是如何改变他的一生的？

卜正民：我的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加拿大人。二战期间，父亲成为英国皇家空军，因为表现优秀，他被派往加拿大担任当地飞行员的教练。他在那里认识了我的母亲。若不是因为二战，恐怕我就不会出生。我希望这段经历可以提醒我，二战用不同的方式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

腾讯文化：你在书中表示，现存的很多文献资料并没有真实反映抗战初期被占领区的局势。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卜正民：中国人和日本人通常都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去解读当时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讲述的版本都是：在占领区，大多数中国人顽强抵抗，很少有人通敌。而历史学家的研究显示，在占领区，有人通敌，有人抵抗，大多数人没有作为。但这些一直很难被披露，因为政府总希望讲一个简单清晰的故事，表明自己是英雄。

占领区的局势很复杂，西方对占领区的研究也并非一蹴而就。人们曾经被告知，在纳粹德国占领时的法国，法国人顽强抵抗。但上个世纪80年代末，欧洲历史学家开始推翻这样的观点，指出当时大多数法国人并未抵抗——不合作就会被枪毙，人们别无选择。法国人的通敌问题给了我启发，我觉得这个视角也可以被用于研究中国的占领区。

我的立场并非判断通敌是好还是坏，我的立场是：通敌的确发生了，那么当时的真相是什么。不过，即使在今天，探讨这样的问题依然很难。

腾讯文化：被纳粹德国占领的法国，和被日本占领的中国地区，存在相似的局势么？

卜正民：纳粹德国很凶残，武器完备，在占领区只有少数法国人抵抗。后来因为英、美、苏等国共同对德作战，纳粹德国才失败。中国的局势不完全一样。中国太大了，日本侵略者一开始就打错了算盘。他们的军队不够强大，没有足够的食物和战备设施，总之，他们不具备侵占中国的能力。此外，中国的抵抗也导致日军不能完全侵占中国。

如果纳粹德国只占领丹麦和法国，不继续侵占苏联，他们或许可以继续维持在占领区的统治。至少到1940年，欧洲的局势还不明朗。但是从1938年就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在中国一定会失败，只是中国的抵抗力量不足以将日本彻底赶出国门，直到美国投掷原子弹。

地方精英为何选择通敌

腾讯文化：日军侵华后，在东北扶持了“伪满洲国”，也和汪精卫合作，在南京建立了汪精卫政权，这些都是比较典型的通敌案例。你为何选择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为研究对象？

卜正民：已经有很多关于伪满洲国和汪精卫政府的研究了。我选择江南五城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这个区域的抵抗最强烈。1937年夏，日军进攻上海，国民党和共产党顽强抵抗。这就很让人不解，为何后来该地有那么多人选择和日军合作？南京大屠杀发生日军如此残暴，为何那么多人通敌？

我去了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上海市档案馆查资料。我也去了东京日本自卫队档案馆，在那里发现了很多日军宣抚特务的资料。发现了这么多和该地相关的历史材料，我决定以此为研究对象。

腾讯文化：在《秩序的沦陷》中，你主要有什么发现？

卜正民：我发现，当日军到达一个新的城镇后，无论他们使用了多么残忍的暴力，导致多大的灾难和损失，总会有地方精英同他们合作。日军军力有限，要继续西进，就聘用当地中国人帮他们管理这些地方。

最初，主动前来投靠的通敌者帮日军建立了“治安维持会”，但这些通敌者通常是有前科的人、政治野心家或投机者。日军意识到，如果要实现正规化管理，不能用这类人，就在“治安维持会”的基础上改组，另建“自治委员会”，聘用在当地有声望和号召力的地方精英，比如一些大地主和商人。

接下来是我所讲的主要故事。这与日军派往江南五城的宣抚特务有关——宣抚特务不是士兵，他们大都是普通的日本老百姓，有些是在中国工作的南满铁路公司职员。他们认可日本重建东亚的野心，满怀热情地自愿去当宣抚特务。对他们而言，被委以这样的重任，对发展事业也是不错机会。

宣抚特务游说地方精英帮他们组建自治委员会。这个过程并不容易，但最终，地方精英大都同意合作——不是为了赚钱或更有影响力，而是因为他们看到当地民众所处的糟糕局势：没有食物，没有住处。他们感到有责任重建社会。当然，这些地方精英也受到威胁：若不答应，财产可能被没收。

1938年夏天开始，自治委员会陆续被普通的县政府取代。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唯一的成功，就是重建了这些管理制度。

腾讯文化：日军在占领区建立新秩序的挑战是什么？

卜正民：他们占领了城市和铁路线，但他们无法控制乡下局势，这也是日军需要地方精英合作的原因。地方精英不得不合作，但他们也会反抗，比如隐藏粮食。同时，国共两党都派游击队到占领区活动，削弱了日军统治。

对日军而言，这是一次不彻底的占领。除了被中国拖垮，日军没有获得太多好处。因为财产流失，基础设施被毁坏，生产力下降……占领区遭受战争重创，不可能迅速恢复。重建秩序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但是日本的资金原本就不足。以沦陷时期的镇江为例，当时当地大部分行业要么自生自灭，要么在补贴下开工。在经济上，日本人几乎没有从镇江捞到好处。

腾讯文化：你在文中以大量篇幅提及宣抚特务。在占领区，这些特务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卜正民：我查阅了宣抚特务的工作指南，其中记载了他们的主要职责：调查管辖区域居民情况，保障治安，鼓励居民重返家园，组织他们登记注册。他们照顾难民，为其发放食物和种子，提供医疗服务。他们修路修桥，支持当地市场、餐馆、店铺开业，也负责清除当地反日的标语，清除遗留的武器、炸弹和尸体，进行亲日讲座，散发材料，在当地推广日语。

他们还组建自治委员会，然后将这些委员会变成地方行政部门。很多情况下，他们都完成了这个目标。但是大多数宣抚特务感到很矛盾，处境尴尬——他们无法改变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这个事实。

腾讯文化：宣抚特务和通敌者之间的关系是否有变化？

卜正民：前者通常希望铲除那些主动合作的投机者，找到更好的地方领导者。到1940年，他们帮着建立的自治委员会不知不觉地消失了，很多地方精英决定不再和日本人合作。也只是在早期情况危急时，地方精英才不得不通敌。

大部分通敌者在战后被处罚

腾讯文化：在你的书里，描述了一个南京的通敌者典型王承典（Jimmy Wang）。他既为难民提供大米，又为日军提供妓女。你如何评价他？

卜正民：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很实际，知道如何和日军相处。他与南京安全委员会一起工作，确保安全区的难民粮食供给。他参与开妓院，为日本士兵提供妓女，这样对方就不会到处强奸。他是在当时特殊的局势下产生的人物，对他的行为，我不认可也不否定——我们没有经历过军事占领，无法理解时人的道德选择。

腾讯文化：抗日战争结束后，这些通敌者的命运如何？

卜正民：民众对他们的看法分歧很大。有些人能理解他们——如果开工厂或售卖粮食，就很难拒绝和日军合作。而只有靠地方精英的帮助，社会才能恢复正常秩序。

不过，战争结束后，报复事件时有发生。当过日军警察的人更是被所有人痛恨（他们曾帮日军逮捕反抗者）。1945年，国民政府对战犯进行审判，其中包括一些通敌者（他们大都干了很多坏事）。1949年共产党执政后也竭力铲除通敌者。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一系列运动中，这部分人继续被处罚。和日军有关联的人都被逮捕，一些地主的财产被没收。

腾讯文化：二战结束后，法国通敌者的命运有何类似？

卜正民：不太一样。德国战败后，对于通敌者，法国发生了非常暴力的抗议行动。人们会一直记住谁是通敌者。但是在此之后，没有多少对这些通敌者的审判和处罚，因为这意味着太多的社会矛盾。此外，在法庭上很难证明对方的通敌行为，这需要证据。

腾讯文化：你在书中表示，无论有什么动机，通敌者协助了日本在占领区的统治。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些事件？

卜正民：如果这些事件发生在今天，我们的判断是另一回事。但是它们发生在1937年，是历史事件。我们需要从历史而不是道德的角度分析，否则，我们会看不清真相。

学术研究为何转换领域

腾讯文化：19世纪40年代，英国占领香港。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20世纪30年代，日本开始侵华，这三次侵占存在差异吗？

卜正民：英国占领香港涉及鸦片战争，但暴力成分相对少。日本根据《马关条约》占领台湾，台湾民众有些反抗，但这也非军事占领。而日军是通过极端暴力的方式侵占中国的。

三次侵占的政治目的不同。英国占领香港是要将其作为东亚的贸易据点。日本占领台湾是为了扩张领土，增加农产品供给。日军侵略中国，是为了铲除蒋介石，更换中国的政权，这意味着严重的政治反弹以及更多的暴力。

1937年，日军要求国民政府任命日本人协助议政。国民政府拒绝后，日军持续施压，通过卢沟桥事件等，希望让国民政府投降。无论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犯过怎样的错误，他对日的态度非常值得肯定，这也是日本始终没有得逞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