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胭脂岭》一样，《野女镇》仍然是日常叙事，不同的是，李印功把人物活动的地域前移，在平吉县的城乡结合部搭建了一个社会大舞台，打造了一个具有历史传奇色彩的野女镇。当官的，为民的，种地的，养猪的，耍猴的，流窜的，行骗的，笑的，哭的，各色人等，纷纷登场。他唏嘘，一辈子支配不了自己的命运，却能自如地支配书中人物的命运。
 

　　2016年12月，《新西部》杂志刊登《李印功和他的<胭脂岭>》一文，讲述了富平籍作家李印功的人生故事。

　　《胭脂岭》虽然获得读者好评，但李印功来说，一切尚未结束。

　　李印功告诉记者，2015年春，出版社认可了《胭脂岭》的水准，答应出版，他自己却反倒纠结起来。“我一方面为伏案三年的成果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则觉得《胭脂岭》存在很多缺憾，不足以反映自己对文学的追求和对生活的感悟。”他甚至想：不如让它胎死腹中，重新写一部自己满意的长篇小说。

　　最终，李印功听取了几个老师和文友的意见，决定再次修改后出版《胭脂岭》。但是，重写一个长篇的冲动已无法抑制。于是，在《胭脂岭》修改期间，李印功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野女镇》便动笔了。
 

　　改 名

　　和《胭脂岭》一样，《野女镇》仍然是日常叙事，不同的是，李印功把人物活动的地域前移，在平吉县的城乡结合部搭建了一个社会大舞台，打造了一个具有历史传奇色彩的野女镇。当官的，为民的，种地的，养猪的，耍猴的，流窜的，行骗的，笑的，哭的，各色人等，纷纷登场。

　　在小说中，李印功让一身正气、勇于创新的公安局局长临风而立，威严与柔情兼备;让滥权贪色敛财的畜牧局局长恶有恶报，走向毁灭;让几个青年人陷入绝望，又让他们涅槃重生;让农民毫无顾忌地裸露他们的求生欲望和挣扎状态;让寡妇和光棍在大庭广众之下对骂;让人耍猴变成了猴耍人……

　　其实，《野女镇》原本不叫这个名字。

　　李印功笔下红尘滚滚，不乏意乱情迷之流，他用扣人心弦的故事、鲜活生动的语言，把触角伸向人的内心世界，看如何情不由己，把美好的人生毁在石榴裙下;也看如何出污泥而不染，挺起做人的脊梁……于是，他将书名拟为《祸起萧墙》，想要揭示人性善恶。用他的话说，“所谓祸，终究是因人控制不好内心欲望而起。”

　　但琢磨一番之后，李印功又觉得这个名字太隐晦了，和内容之间有隔膜，于是改为《黄土红尘》，一看就是黄土地上的人间烟火。但转眼一想，这个名字虽然直接，却落入俗套，听起来又像爱情小说。

　　“那就叫《骑猪回家》吧。”李印功又想出一个书名。他请曾和自己在《富平报》共事多年的文友郭建军提意见。郭建军说，这个书名荒诞有悬念，也切合书中情节，但显得单薄，倒像电视短剧《百家碎戏》的名字。

　　当代作家、富平县文化馆原馆长李问圃直接说，《骑猪回家》配不上这部作品，他建议李印功请著名富平籍军旅作家党益民起个书名。当时，党益民刚参加完全国文代会回到单位，利用休息时间和节假日看完了书稿。反复斟酌后，建议取名《野女镇》，并欣然题写书名。

　　李印功很喜欢这个名字，既有历史感，又有地域感，还能反映书中人物天不怕地不怕的气质。于是书名终于定下了。
 

　　自 省

　　李印功心明如镜，他面临的最大考验是：《野女镇》能不能超过《胭脂岭》。

　　“一个出过一部长篇小说的作家，倘若不能自我突破，自我超越，再出一部长篇小说，也只是多了一本书而已。”李印功说。

　　在《胭脂岭》里，李印功写的是普通农民的人生，到了《野女镇》，他试图改变对农村表面生活的复制，着重揭示农民“父母官”和带有“精英”色彩农民的人生，窥视他们的心灵被权利的欲望和金钱攫取后的隐秘生态，探究把他们“绊倒”的路段有多深的坑洼、多大的石块。同时，揭示普通农民和他们的“父母官”作为命运共同体，渴望改变自己的命运却有众多无奈现实的景象，给制定政策者一副清醒剂。

　　李印功是农民出身，多半辈子从事涉农报道，最后又投身于农村题材的文学创作，熟悉农民的忧戚苦乐，所以能够鲜活地叙述家常。同时，李印功也认识到自己的性格必然被农村塑造，思想上会不自觉地带有农民的劣根性和局限性。“要创作出具有思想性、艺术性的文学作品，就要重新建立与农村的精神联系，这就有一个自我剥离和自我突破的过程，弄清那些是农民的优秀品质，那些是应当抛弃的旧念陋俗。泥土不代表粗野，布衣不一定无知。要害是要自知自省。”

　　凭借这种自觉，李印功才能在写作中有更大更远更理性的视角。

　　著名作家、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朱鸿读过《野女镇》后赞道：“它的故事和故事中的人物，它的人物和人物间的关系，几乎都不加修饰，呈现了县城和野女镇的原貌和本相。它针砭时弊，意在治病，属于现实主义作品。它信息密集，意味深厚，有时代档案的功能，可供社会学、历史学和文化人类学一用。它的一些细节活灵活现，精彩至极，非熟悉城乡生活无以采而用之。它的语言粗砺，快捷，饱满，得力，适应着人物的刻画。口语、俗语，甚至土语，尽呈老家的味道。”
 

　　入 魔

　　人执着什么，就会被什么所累。李印功用“苦熬”来形容创作的时光。

　　虽然已过花甲之年，李印功还有着少年的心劲儿，思绪和情节每天都是喷薄而出;然而，毕竟已过花甲之年，体力和精神跟不上跳跃的思维。长时间面对电脑，还时不时的熬夜，于是头昏、脖硬、眼涩、腰困……各种不适找上门来。
 

　　一夜工作之后，短暂休闲和清静便会变得如此珍贵。李印功动情地向记者描述了这样一个清晨：“我拖着疲惫的身体站起来，伸伸腰，推开二十五层朝向秦岭的窗户，没有雾霾，只有喷薄而出的朝阳和扑鼻而来的新鲜空气。我贪婪地呼吸着，秦岭山的精气神似乎飘忽而来，浸润着我的心田，我立刻变得神清气爽起来。此时，三只褐色的鸽子轻盈的飞了过来，竟视我为无物，大胆地落在窗外的空调主机上，与我近在咫尺，‘叽咕叽咕’地说着话……”

　　李印功住的小区景致很好，花草繁茂，流水叮咚，但这些却勾不起李印功的兴致。他总是皱着眉头，嘴里叨叨念念。有一次，老伴给李印功说一个亲戚的儿子订婚期的事情，他嘴里不停地“嗯嗯”着，眼泪却吧嗒吧嗒往下掉。老伴吃惊地问：“我给你说喜事哩，你为啥哭了?”原来，是李印功在构思《野女镇》中失散多年的孤寡老人姜顾宁和沦落为红尘孤女的姜巧巧父女相认的情节。他将这一幕设计得悲戚多情，自己也不由得落泪。

　　李印功在《野女镇》中设计了县畜牧局长黄西亮，自己跪倒在石榴裙下，还把儿子黄料科惯坏了。后来，李印功觉得老子坏，让儿子也变坏，有落俗套之嫌。他想让儿子又由坏变好，但苦于想不出变好的情节。有一天，他和老伴去市场买菜，还没走到市场，就看见一个酷似黄料科的青年和一个人吵架，便突然来了灵感，赶忙给老伴回话，让她一个人去买菜，自己急匆匆回了家，把想好的情节补进了小说。

　　李印功就这样自由地建构着自我的世界。他唏嘘，一辈子支配不了自己的命运，却能自如地支配书中人物的命运。

　　能管住李印功放下《野女镇》写作的只有他的孙女李晨语。李晨语今年九岁，上小学三年级。也许是受爷爷的影响，喜欢读书，日记作文写得不错，常常受到老师的表扬。李晨语也不谦虚，总说她才是大作家，爷爷是小作家。李印功问为什么，她说爷爷写的《野女镇》中有“狗东西、不要脸、打死你”的脏话，惹得李印功开心地哈哈大笑。
 

　　期 待

　　李印功当了大半辈子记者，写的都是自己不太喜欢但为了生存又不得不写的官样文章。退休后萌生“野心”当作家，却苦于没有丰厚的文学积累来指导自己的创作。他要把千姿百态的社会现实浓缩在有限的空间里，讲述惊心动魄的故事，塑造个性鲜活的人物，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如今，李印功想要让《野女镇》超过《胭脂岭》，至少不能重复，其难度可想而知。但李印功告诉记者，自己是一个有钻研精神且骨子里不服输的人，认准要干的事，便会义无反顾，弄出个名堂。

　　当年为了给陕西电视台写《百家碎戏》《都市碎戏》，李印功除了学习常用的编剧知识和技巧外，还把碎戏发展的过程和现状弄了个一清二楚。他花了将近一个月时间，在网上搜索看完了所有能搜索到的碎戏，对怎样的碎戏是好碎戏，怎样的碎戏是观众欢迎的碎戏，有了大致的了解，做到了心中有数。这样，他一上手，就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写了98部碎戏，拍摄播出近九十部，火了一把。

　　在萌生写小说的念头后，李印功又开始学习式阅读。如果写的是农村题材，他就特别关注涉农题材的文学作品，买回相关作品悉心阅读，做笔记，从中吸纳营养和技巧。

　　党益民把他珍藏多年的世界名著《幽灵之家》寄给李印功，并给了他很多鼓励。党益民告诉他，搞创作有一个六字技巧，即“摊开、搧圆、收住”。按照这一技巧，李印功对《野女镇》的人物关系进行了重新布局，对故事情节进行了重新设计，对人物语言进行了重新规范，使书稿质量有了很大提升。

　　李印功说，他要感谢的人还有很多。陕西省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陕西日报文体新闻部主任张立，著名作家、陕西文化艺术报原总编陈若星，陕西省社科院文化产业与现代传播研究所所长王长寿，作家、中共西安市委党校教授、秦文化研究专家王琪玖，剧作家、富平县文化局原局长曾长安，作家、富平县作协主席杨英武，作家、富平县文化馆原馆长李问圃，都是李印功为了创作多次请教过的老师。“没有老师们的帮助，我的创作肯定不会有这么顺利。”

　　《野女镇》到底能否超越《胭脂岭》，如今已经成了一个期待。不仅李印功自己在期待，文友们在期待，读者也在期待。(编辑：杨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