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宝鸡 咸阳 渭南 铜川 榆林 延安 安康 汉中 商洛 杨凌 韩城
人物

李印功长篇小说《胭脂岭》主题考察

日期:2017-05-15 23:07:10        来源:富平人

  

  乡土叙事与伦理书写

  ——李印功长篇小说《胭脂岭》主题考察

  文/李有军

  当代陕西作家文学创作中,“农民”与“土地”无疑是作家们最热衷书写的题材。以柳青的《创业史》发轫,陕西文坛先后涌现了路遥、邹志安、杜鹏程等具有全国性影响的现实主义作家,尤其20世纪90年代以陈忠实、高建群、贾平凹为代表的“三驾马车”,更是直接促成了“陕军东征”文学现象。虽然作家们创作的着眼点与落脚点各异,但他们对成长故土的“情有独钟”,对时代变迁面前乡土社会的深刻思考可谓一以贯之;他们聚焦各自成长的故土“场域”,以现实主义艺术手法书写各自最为熟悉的现实生活,折射了作家对时代变迁的理性洞悉。陕西作家群以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书写乡土世界,直接影响了其后成长起来的陕西本土作家,无论是对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手法的秉承,抑或个性化风格的乡土叙事的延续。

  李印功的文学创作就是在此“土壤”语境下成长起来的。他是一位地道的由农民身份“突围”,先后被冠以记者、报刊总编、编剧等身份的“非农民”作家。花甲之年,李印功后倾其心血创作了近六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胭脂岭》,聚焦农民与土地,以“内视角”叙述手法描摹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关中“农民画”。李印功自诩“把上辈人抡镢头变成了耍笔杆子”,小说《胭脂岭》充盈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呈现“农民画”般风格奇特、手法夸张的鲜明艺术特质。他的“农民”与“非农民”双重身份表征“投射”于小说文本中,显现为主体情绪的“游离”与个体价值观的莫名“阉割”,亦从另一侧面揭橥了时代快速裂变中作家直面渭北乡村的困惑无奈和新生憧憬。
 

  

《胭脂岭》在西安小寨嘉汇汉唐书城上架销售

  

《胭脂岭》在西安钟楼新华书店上架销售
 

  一、现实主义“内视角”乡土叙事
 

  陕西文学素有现实主义创作传统。以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为表代的陕西作家中,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一直是“陕军东征”最为基本的创作手法,亦是产生影响最明显的书写范式。1942年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进而规定了中国当代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人民性”特质。李印功长篇小说《胭脂岭》是一部典型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小说聚焦关中渭北农村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社会“巨变”的历史洪流中,生活在胭脂岭的普通农民的生活百态。透过小说诸场景和人物命运走向,可以直接“捕获”作家真切的农村生活体验。当我们看到小说中张金柱、张金梁、廖英侠、陈黑顺、焦芸香、三婶、郑宽等人物性格的刻画,会感知到乡村里那些熟悉的人与事的“回现”。这种小说艺术审美效果的出现,离不开李印功数年的农村生活的经历,尤其他曾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这一极具特别意义的经历。

  可以说,小说现实主义的艺术审美质感真正意义上奠定,很大程度上源于李印功“内视角”的叙事模式。在《胭脂岭》中作家有意将遮蔽自我的主观情绪,力主让作品中的张金梁、张金柱、廖英侠、陈黑顺等主人公来“充当事件、生活场景、故事情节的目击者和叙述者。叙述者本身并不游离于情节之外,而是融化在情节之中,成为构筑情节的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他书写中自觉地将自己定位于“农民”身份,小说书写自然也以“农民”的眼光投射,很多时候他是站在底层民众的立场来处理小说的情节,这是他进行文学创作前的主观层面所进行的有意“洗白”,他并未因自己的记者、副主编、编剧等“突围”后的身份而放弃底层写作的立场。李印功这种“内视角”写作范式,以作品中人物视角来观察世界和透视生活,客观上决定了《胭脂岭》的审美艺术格调。古往今来,凡是关乎“内容”与“形式”论争本身最终往往被盖棺论定为一个文学争鸣的事件而已,就当下文学理论的走向而言,“内容”与“形式”的文学边际日益模糊,甚至互为“内容”,自然《胭脂岭》的现实主义“内视角”乡土写作亦不例外。无疑,身份往往会对作家创作滋生潜在的影响。当鲁迅先生带有批判性的“真”眼光和沈从文先生以诗意的“美”的眼光来书写时,我们能感知到先生们基于身份而构建的“优越感”,他们“本质上都是作家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上对农民展开不同方式或批判或乌托邦式的想象”,都以一种俯视的眼光来审视以农民为主体的乡土世界。
 

  

李有军在陕西省地方戏剧剧种普查工作会议上代表西安市发言

  与“精英写作”有所区别的是,当赵树理先生及其代表性作品《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的涌现,便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山药蛋文学流派。赵树理也以自己贴近工农兵的文学创作“响应”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艺方针,自然他的小说一时间成为当时解放区最为推崇的文艺作品。就小说的写作风格、叙事模式、关注对象而言,李印功的《胭脂岭》很显然非常靠近赵树理的美学风格,作品以现实主义的“内视角”手法对胭脂岭上农民与土地的深厚情谊真切地表达了出来。李印功也以这种赵树理式的平视的写作模式,使人能触摸到关中乡土世界的纯朴和他对乡党的浓浓爱意。
 

  二、剥离现代性的伦理悲剧与情欲宣泄
 

  若以文化地理空间来“考量”,李印功笔下的胭脂岭可谓关中渭北地区最不起眼的一个村落罢了,“渭北旱原的北部,有一座其貌不扬的土石山岭,一点儿灵气也没有,平庸得不能再平庸了。”在胭脂岭这个令人充满遐想的地理空间,小说中的主人公张金梁、张金柱、廖英侠等参与和见证了胭脂村“猝不及防”的变化,胭脂岭的“能人们”一个个毫无察觉地裹挟其间,他们的个体命运就在这“猝不及防”的农业现代化变迁中而命运迥异;而主导时代发展变迁的现代性意识的被剥离与遮蔽,而直接导致了胭脂岭上扭曲的伦理悲剧和“无处安放”的情欲宣泄。

  胭脂岭是关中地区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命运的一个缩影,村民张金柱、张金梁、廖英侠、党西胜们均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只是令人倍感唏嘘的是,从农业合作化运动到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到全国性的“乡镇企业”建设,到倡导农村走“城镇化”道路,共和国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至本世纪初,短短几十年间国家农业政策的变革很大程度上使得农民跟不上“形势”发展,而这种跟不上“形势”最直接的显现就是底层农民身心的“异化”,“疯了”的张金柱、“又红又专”的妇女主任廖英侠堪称典型。二人的农民身份的客观“局限性”使得他们缺乏更具理性精神的反思和批判,主导时代发展变迁的现代性意识的被剥离与遮蔽,自然被遮蔽的“恶之花”则“绽放”为胭脂岭人们冥冥之中的命运悲剧,以及根植土地近乎“本能”的情欲宣泄。

  张金柱和廖英侠是《胭脂岭》中最为悲情的两个人物。李印功在书写中对小说的主人公张金柱始终报以“纠结”和“矛盾”心理,就情感认同维度而言他对张金柱有深切的同情,可是作家本能的理性精神使得他对时代变迁中“张金柱”秉承批判的态度:“到处冒穷气的胭脂岭大队,却泛涌着政治燥热。大队党支部书记张金柱亲自上阵,带领十个青壮劳力,花了五天时间,在胭脂岭半山腰上,用石灰刷写了‘农业学大寨’五个大字,几里路外的人都能看见,创了全县宣传标语之最,受到了公社领导的表扬,却招来了社员们的唾骂。”这是小说的开篇,也是张金柱的出场。透过“泛涌着政治燥热”“却招来了社员们的唾骂”这些话语表述,可以窥视作家对“主人公”的无奈与批判。事实上,作为个体的人往往面对时代变迁这样宏大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者”面前,谁又能保持超脱的清醒与理性。张金柱无疑是人民公社时期大队干部的“杰出代表”。他较强“革命”原则即体现在他对弟弟张金梁原则性极强的六亲不认,更体现在他和廖英侠坎坷的“革命爱情”。张金柱对国家全面推行的人民公社现行政策是坚决的拥护和执行。他的个人情感和私欲被“做好社会主义主人”所遮蔽起来,致使他不敢正视瘳英侠的“火热”的爱情,甚至很大程度他是“爱情”的被动接受者,尽管他内心世界并非如此。当然,他在理性沦陷后与廖英侠的“鱼水之欢”之后,又滋生了自责和胆怯,似乎这本不是他一个大队支书所应该做的事情。实际上,张金柱的内心充满对父亲和胞弟张金梁的关心、内疚。他以大队为家而没有小家,对于廖英侠他自认为迟早会是他的老婆,先做好“革命工作”再说,于是他一次次的“延宕”,一次次缺乏果敢爱的表达。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的是郑宽儿子郑胜误打“死”了张金梁,此后张金柱便因精神受到刺激而疯了,足见他内心是多么在乎自己的亲人。疯了的张金柱远离了胭脂村,他沦落入黑砖厂,可是数年大队支书男性气质的“伟岸”,很快吸引了砖厂另一空间的廖英侠姐妹。所以,概观胭脂岭似乎再也找不出一位有如此胆识而又颇具男性气质的主角了。最后,小说结尾张金柱为了救孩子而死,虽然疯疯癫癫的他也与心爱的廖英侠领取了结婚证,可是二人早已“物是人非”,饱经世事之后“戏剧性”结合,却又以如此惨淡的结局令人唏嘘不已。

  廖英侠同是被现行政策异化的女性,她的人生没有值得炫耀的资本,唯有做好胭脂岭大队交给她的革命工作,这既是她的理想志趣的体现,又是她对心爱的人张金柱最大的支持吧。小说中,她流转于三个男人之间,对于男人伟岸身体的依靠使得她每每做出重要“决策”时,往往显得那么的草率和感性,那么的迫不及待,她迷失了自己。女性主体的自我保护意识在她的眼里是个空白,至少她的内心世界也认同自己的“他者”地位。当张金柱疯了走失之后,她甚至按耐不住自己的欲望将张金梁看成张金柱,只为能得到那么一点男人身体的温存;当她一来二去与孟建兆——这个曾经令她家破人亡“忘恩人”的儿子逐渐相互滋生爱意之时,被张金柱猛然间抛出来的邓财庄致其流产的事件,让她见识了孟建兆的自私和无情;可怜的廖英侠辗转回到胭脂岭,颇为戏剧性地央求张金梁“替代”张金柱与她领取结婚证。我们姑且不论作家此处写作的逻辑性是否经得起推敲,但对廖英侠而言,她与疯了的张金柱结婚完全是为“成全”那个早在她脑海中演绎数次的幸福梦。然而,张金柱舍身救小孩的意外死亡,让她的梦想就化为泡影。可以说,此刻的廖英侠的心已经死了,她的人生支柱——男人的缺位使她对人生不再充满憧憬,最终她竟然选择跳崖来给定了“娃娃亲”死去多年的林虎的儿子林民做所谓的“阴婚”。廖英侠选择以“阴婚”方式来结束自己生命,可谓有着“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审美艺术效果。初读小说,我有些想不通作者的处理,后来沉寂下来想想这也是李印功所选择的一招“险棋”吧。表象看来,似乎是廖英侠与林民无任何情感基础而言,何以选择这不符逻辑的“跳崖殉情”?可是,再进一步思量,张金柱之死可以说彻底“浇灭”了廖英侠的生之希望,选择与林民“阴婚”而死,很大程度上是廖英侠为了给自己一个体面地离开现实世界的“借口”。我们亦能感受到她心头滴血的痛。另外,在黑砖厂张金柱结识的廖英侠和廖英珠,似乎是胭脂岭廖英侠的影子,是她滋生的情欲和思念的“他者”表达,可以称之为廖英侠的拉康式的“镜像”。
 

  

李有军在国家大剧院话剧观摩时留影

  此外,透过小说《胭脂岭》,我们能感受到关中渭北旱原上那充盈四溢的情欲,如同人类学家弗雷泽在《金枝》中推崇的:认为部落和自然界的繁荣昌盛有赖于部落首领的生命力。胭脂岭上无论男女频频闪现的非理性和情欲的瞬间“脱缰”,似乎也在昭示关中渭北旱原之上的“万物生长”。就以张金梁为例,自人民公社的体制解体后,关中农村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他成为胭脂岭首个先富起来的典型。办白灰厂、石渣厂,最后搞“留守联盟”,调解新现的村民关系,小说后半部分的张金梁俨然成为一个全能的“救世主”式人物。然而,就是他亦无法逃脱情欲的怂恿,比如他对“力比多”冲动下接近寡妇刘翠花的处心积虑,比如他费尽心思的在村子东边荒沟里与刘翠花邂逅的“野合”。还有他面对廖英侠的主动“诱惑”而不能自持;还有陈黑顺典型的“身体指挥大脑”的二流子,他利用“担水茅”的机会“想方设法”地接近焦芸香。小说中陈黑顺与焦芸香之间暧昧偷情关系的建立似乎不需要多久的情感铺垫,甚至可以说两性间的爱欲并不需要情感的基石,诸如焦芸香给陈黑顺去送饭二人滋生暧昧被丈夫樊兴龙“搅局”,小说直言“陈黑顺不仅化解了一次自己露馅的危机,还从焦芸香的举动中捕捉到了自己渴望得到的信息。”将二人原生的情欲冲动写得入木三分;还有三婶为了偷棉花而让党西胜肆意抚摸自己的身体而毫无禁忌、吴敏与苏萍在深圳打工因彼此生理需要而组成的“临时夫妻”等等。我们无从以合乎逻辑性的理性伦理来理解陈黑顺、焦芸香、廖英侠、刘翠花、三婶、苏萍……,但无疑我们能感知到他们情欲的抑制,无法得以宣泄,某种意义上她们的身边都是男性的缺席,比如焦芸香丈夫的性无能,诸如廖英侠对男性身体的渴望,诸如三婶面对党西胜“权力”的不得已的同时又有她的“心甘情愿”,诸如苏萍在打工时违背伦理地渴求“临时夫妻”温存……就此角度而言,《胭脂岭》中那充盈的情欲很大程度上并未得以宣泄,这种被抑制的生命之花令人不禁联想到陈忠实《白鹿原》中的田小娥,那冬阳中四散飞舞的蛾子就是关中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张力。
 

  三、秉承关中世风的人性至善与“法理失语”
 

  小说《胭脂岭》聚焦关中渭河北岸农村20世纪70年代末和90年代中期近30年的历史变迁,描述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乡镇企业建设到农村新出现的“留守联盟”几个重要阶段农民的生存境况,着重刻画了农民在时代变迁中与“命根子”土地日益渐行渐远。其实,这不单是胭脂村的窘境,实际上也是中国广大农村的真实状况,同时亦融入了李印功本人的理性思考。

  可以说,《胭脂岭》在塑造了极具典型性的悲剧性人物张金柱和“革命爱人”廖英侠的同时,又令读者分外心疼他们。甚至诸多时候,若把我们置于那样的历史情境之下,谁又能保证不和张金柱和廖英侠一样。实际上我们可以从张金柱的身上能寻迹到《平凡的世界》中孙玉亭的影子,热衷于“革命”,有着鲜明的阶级立场,张金柱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要知道在那个火红的年代里,无数个“张金柱们”践行着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张金柱的“革命爱人”廖英侠何尝不是。若将叙述视角置于全知全能,我们则会“预知”张金柱、廖英侠被政治意识严重异化和事实扭曲,然而最具悲剧性的是他们的选择应该在当时是最为合理的。就此而言,似乎让我们感知到了黑格尔眼中悲剧的无奈。在黑格尔看来悲剧源于理念的分裂。理念冲突的显著表现就是人们的伦理观念和道德理想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黑格尔极具辩证地认为,悲剧冲突的双方都具有合理性,然而又具有片面性。⑪张金柱和廖英侠们在人民公社体制时期的所作所为,正是严格“落实”国家意志政策的“优秀”农村基层干部。于是,二人极具荒诞命运在看似都极其“合理”的面纱之下而以悲剧作结。这种美学品格形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点《红楼梦》发出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的喟叹。面对诸事人们的选择都是合理的,但最终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走向悲情结局。

  李印功《胭脂岭》中的关中农民延承了关中世风的仁义与和善,与陈忠实《白鹿原》中那厚重悠远的“学为好人”如出一辙。毋庸置疑,数千年的儒家传统和浓郁的关学传承潜在地影响着关中人的心性结构。我们看到小说中张金柱貌似六亲不认,可他内心深处流露的隐隐不安。当他得知胞弟张金梁“替”他挨打而死生未明时,长久以来积聚的“内心煎熬”瞬间冲击着固守的心理“底线”,张金柱竟然疯了。虽然兄弟二人不和,终究收留张金柱的还是胞弟张金梁。还有张金柱几经波折和廖英侠走到一起时候,张金柱却因舍身救小孩而死。这样一位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的支部书记关键时刻却想到救人,本能的人性至善令人倍加感恸。

  还有廖英侠何尝不是,她处处以大队为公,充当着“正义者”的化身。别人往家里偷棉花,她刚正不阿地检查,保护集体财产。为了推行村里的计划生育工作,她忍受别人的谩骂。当她带着孟建兆去看望已经疯了的张金柱时,可以说是善良促使她去做这个正常逻辑所不能去做的选择,毕竟孟建兆是她将要结合的“伴侣”,而要去看望的却是她的前任“爱人”。见面的尴尬和不以她意志控制的事件走向,最终受伤的主角还是廖英侠。所以,我们可以一方面说廖英侠的软弱,同时亦可窥见她人性的善良。刘翠花又是一位关中农村地道的贤惠和孝顺媳妇,他为了照顾公公张积育无怨无悔。对于一位卧床不起的老人,这样的照顾需要十足的勇气与爱心。张金柱疯后亦得到她的悉心照料,可以说刘翠花的身上闪现着关中人身上那朴素、真诚和善良品质。其实,细数《胭脂岭》中的许多人物,身上无不闪现着关中农民真诚与善良。他们虽然会斤斤计较得失,但这些并不能遮蔽他们人性的闪光,诸如郑宽的忠厚老实,樊兴龙本能的善良,张宽升的宽厚识大体,韩结实、朱满仓等的勤劳本分……可见,作家李印功的眼里关中世风中生存的人们内心深处充满着善意和温情。

  当然,《胭脂岭》的乡土叙事与伦理书写中值得商榷的地方是小说部分人物命运趋向的“法理失语”,但是这并未掩盖整部小说的厚重与深刻。《胭脂岭》中诸如邓财庄、党西胜、董双奇等“反派”人物让我们似乎看到了凸显关中民间世风的“清明上河图”,亦似乎让我们见识到身边众生相和人性的复杂多元。他们身上交织呈现人性的善与恶,我们无法以理性的二元对立式的“好”与“坏”来评判他们,令人能想到俄国文学中的“小人物”人物形象。倘若李印功在小说结尾之处,能够从法理的维度予以适当的回应,这样也许更能真切地感受到他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情怀,以及作家鲜明的生活态度。当然,李印功也许是直面现实,有着自我书写的情理“困境”,他的迷茫和纠结表现在小说之中就是写作的“放任”,让小说中的“邓财庄们”归属各自的“宿命”。诸如邓财庄强奸廖英侠不成便踢得廖英侠而使其流产,单就此案例足以让邓财庄受到法律的惩罚;张金柱的死与党西胜、董双奇的有意“做坏事”息息相关,小说中我们只能捕捉到张宽升暗自发现了所谓的“线索”,并未有法律追究。毋庸讳言,文学艺术最注重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呼应”和升华,给人以人性的美好和心灵的净化,我想这也一定是李印功花甲之年而追求自己的“文学梦”的初衷吧。
 

  

《胭脂岭》在西安曲江书城上架销售
 

  余论:“给心灵找一个安放的位置”
 

  作家李印功于1974年高中毕业后回家务农,他未接受科班意义层面的写作训练。然而对于文学创作的痴迷和自身刻苦的努力,他便历经了大队支部书记、富平县广播站记者、《富平报》副总编、《陕西农村报》执行总编、陕西电视台《百家碎戏》《都市碎戏》编剧的“非农民”身份变化。李印功通过自我努力发生了内在的身份“嬗变”,某种意义上已经不是一位“农民”作家,文人化的气质不自觉地内化在他的创作之中。李印功将《胭脂岭》后记标题拟为“给心灵找一个安放的位置”,写得极其真诚。我想他内心的出发点应该与陈忠实想写一本死后做枕头的书的情怀是一致的。作者从中国社会发展几个重大的变迁节点入手,非常立体地呈现了胭脂岭农民的生存样态,成功塑造了张金柱、张金梁、廖英侠、陈黑顺、刘翠花等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将他们置于关中渭北旱原社会发展变迁语境之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命运”。透过小说我们一方面能感知到以胭脂岭村民为代表的关中农民的纯朴、善良和对土地的深情,另一方面亦能体悟到在时代变迁面前,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民因跟不上时代步伐而造成的心理挤压和性格异化。

  当我们面对“留守联盟”这样的无奈之举,面对工业化进程中农民间出现的“临时夫妻”,这是现代化进程中对我们所有人伦理道德的诘问。传统农民与土地的天然关系在当下日益疏离,这不得不让我们所有人滋生警觉。对农村和土地的“逃离”也正是当下农村青年的不争事实,哪怕是在张金梁领导的“胭脂岭”亦不例外。可以说,李印功“农民”与“非农民”的双重身份表征,客观决定了他对关中渭北农村变迁的了如指掌。仔细触摸小说文本“肌理”,我们能感知到他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渭北乡土世界的一往情深,同时又夹杂着对那个充满诗意的“胭脂岭”未来的“无以名状”的忧虑和憧憬。这种基于身份的天然“差异”投射于小说文本则是主体情绪的“游离”,以及自我价值观的莫名“失语”,或许这是业已在城市中生活和工作的李印功的无奈,亦从另一侧面揭橥时代快速裂变中他内心的自我困惑。
 

  

李有军(左)与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副教授赵录旺(右)和李印功合影

  (作者简介:李有军,男,陕西师范大学文学博士、西北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

  注释: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7页。

  郑乃藏、唐再兴:《文学理论词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454页。

  胡言会:《农村题材小说中“农民性”的价值重建问题探析》,《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第151页。

  现代性(Modernity)是中西近十几年颇为热门的学术概念。目前相对主流的观点将现代性进行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的分野。人文学科维度更多地表现人的生存困境,探究人的心性自由;社会学的层面更多地指向工业化和现代化随之带来的政治上的民主,社会形成的城市化,观念上的理性和文化的世俗化。本文主要偏于社会学方面的现代性内涵。

  阴婚又称冥婚、配骨、鬼婚、冥配等,是一种民间习俗,在我国有数千年历史。通常指订婚后的男女双亡,或者订婚前就已夭折的儿女,父母出于疼爱心情,要为他们完婚。

  力比多(Libido)是奥地利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用语。指人的心理器官自觉接受唯乐原则调节、追求快乐的性欲本能力量。这种包含在性欲中的本能力量,将通过各种方式表现出来,它是一种原始性的力量,是生命的原动力、内驱力。(参阅:朱立元:《美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版,第415页。)

  朱立元:《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183页。(编辑:高山)

精华推荐

热门推荐


版权声明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人才招聘

邮编:712000 客服热线:029-33698812 15929246999 广告热线:13038551909
  备案号:陕ICP备10002271号 广告代理:陕西慧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本站点信息未经允许不得复制或镜像
电子邮箱:shanxixianyu@163.com 
技术支持:陕西万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