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琪玖教授近照　　

　　坦诚地说，由于研究方向和兴趣的关系，对于我国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创作，我原来接触得并不多。去年秋天，陕西几位文学批评界的朋友邀请我参与他们的课题研究，这才有选择地看了几个作家的作品，特别是《新西部》杂志社杨旭民先生“文学陕军之富平现象”的创意，引起了我对富平籍作家创作的长篇小说的阅读兴趣。在此之前，我参加过陕西省写作学会举办的耿祥先生的长篇小说《田韩堡》的改稿会，阅读过李印功先生的《胭脂岭》，李红女士的两卷本《潮起潮落》，写过一点类似于阅读印象的文字，也听朋友介绍过党益民先生的《喧嚣荒塬》《根据地》《一路格桑花》，杨英武先生的《藏风巷》，康凯鹏先生的《贾岛传》等，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读过，但对这些作家作品，却是有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钦羡和敬服。及至承蒙《新西部》和《陕西文学》杂志、富平县文联和作协领导抬爱，以及老朋友李印功的热心联络，以及富平籍长篇小说作家们的致函寄书，我才得以有了有幸遍览新世纪以来富平籍作家作品的机会。在将近两个多月的阅读学习过程中，深切地领略了富平籍作家长篇小说的艺术风采。就总的阅读印象而言，我认为，富平籍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在审美资源的开拓和书写题材的选取上，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厚重的历史质感;在创作方法上虽然依然坚守现实主义传统，但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或吸纳魔幻现实主义之玄秘，或撷取象征主义之隐喻，或坚守现实主义之写实等等，真可谓“纸上风起云飞，笔下各有千秋。部部别开生面，篇篇花香冲天。”
 

　　一、文学书写的总体风貌

　　我们大家知道，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长篇小说的创作有三个高峰期，第一个高峰期是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以巴金、老舍、茅盾等为领军，以张爱玲、沈从文、李劼人等为重镇的的长篇小说作家群，涌现了《家》《春》《秋》《骆驼祥子》《子夜》《金锁记》《边城》《死水微澜》等一大批异彩纷呈的经典名作。第二个高峰期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涌现了以柳青，梁斌、赵树理，杨沫，刘晓棠等为领军的长篇小说作家，涌现出了《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三红一创一歌”)等长篇小说，一时云蒸霞蔚，蔚为大观。第三个高峰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到新世纪初，这一时期出长篇小说作家很多，铁凝，王安忆，刘震云，余华，毕宇，路遥，贾平凹，陈忠实等等，文学星空，群星璀灿，佳作迭出，不胜枚举。尤其是这个第三次高峰中的“陕军东征”，对新世纪以来的当代中国的长篇小说创作影响深远。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到是，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各个门类中，长篇小说最为繁盛，成了“时代文体”“第一文体”。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将近出版长篇小说约800多部，这还不算许多文学刊物比如《人民文学》《当代》《长篇小说选刊》等发表的。就文学批评而言，评论家们基本关注的都是长篇，一个普遍的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一个作家想要靠一部优秀的中短篇作品引文坛关注，成为热点已无可能，一个作家要靠一部两部长篇成名，亦非易事。这是从量上来讲，从质上来看呢，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有一个论述，他说“中国长篇小说的艺术概括力、思想内涵、艺术水准和叙事能力，都在逐渐摆脱‘引进’与‘回归’的依赖性，形成了本民族独立的、丰茂的叙事美学特色，引起了国内外的重大反响。”关于这一点，莫言的小说获得诺奖，铁凝、方方、余华、阎连科、毕飞宇、贾平凹等中国作家频频获得各种国际和国内文学大奖奖项，就是最好的证明。

　　与此相关的是，新世纪以来，我们富平籍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也出现了令人欣喜的第一个新的波峰，据不完全统计，从2002年富平籍军旅作家党益民的出版《喧嚣荒塬》开始，到2016年李印功的《胭脂岭》的出版，这十余年间，富平籍作家共出版长篇小说二十二部，特别是2013到2015这两三年间，出版长篇小说十余部，其中党益民的作品曾获全军新作品一等奖、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第三届和第四届徐迟文学奖、陕西省政府第二届柳青文学奖、国家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等多种奖项。巴漠(王保卫)小说《白马道》获中华文学星光大道、“今古传奇”第二届全国优秀小说奖，耿祥、李印功、林喜乐、李红、路西平等人的作品都得到文学评论界的一致好评，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文学景观。我认为，我们富平籍作家所取得成绩和荣誉名至实归，我们富平籍的作家们的某些长篇小说作品，置身于当代长篇小说之林，毫不逊色于诸多有着领军和史诗之誉的当红作家的作品，无论是在长篇小说审美资源的深层开拓，在叙事观念和叙事方式，以及主题意向提炼和人物形象塑造方面，都有着难能可贵的杰出的艺术贡献。
 

王琪玖教授在写作中

　　就总体风貌而言，富平籍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在长篇小说审美资源的开拓上的艺术创造和成就，主要集中在乡土叙事、历史叙事、都市叙事和另类叙事等四个方面。
 

　　乡土叙事：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裂变

　　从文化类型上讲，中华文明是农耕文明，中国文化是农耕文化，中国文化的根系深植于星罗棋布的中国乡村。乡村，乡民，家族，家庭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最基本的文化单元，因此，从《诗经》开始，乡土书写就成为中国文学的最基本元素，也成为“滋养作家的最大粮仓”(苏童语)。尤其是自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鲁迅的《阿Q正传》开乡土叙事先河之后，乡土叙事便以面向现代的新文学的先锋力量，与《金瓶梅》所开创的家族小说先河混成乡土书写的洪流，将生息在中国社会底层的乡土生命的生存际遇，生命痛苦和精神世界，一波又一波地推出水面，呈现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圣殿之上。路翎的《财主家的女儿们》，柳青的《创业史》，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莫言的《红高梁家族》，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等堪称经典的乡土书写，在为当代乡土写作提供艺术范本的同时，也对当代作家的乡土书写设置了新的超越障碍，比如以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张炜的《古船》和苏童的《罂粟之家》为代表的新时期文学三种不同审美风格家族叙事的先锋实验，就为当代作家在家族叙事审美风格上设置了一道难以逾越的艺术障碍，很多当代作家在家庭叙事书写上颇为踌躇。但令人欣喜的是，党益民先生以《喧嚣荒塬》对家族叙事审美风格实现了完美的超越。正如渭南师范学院李险峰教授所评述的那样，党益民在这个“家族城堡”中奋力冲击并成功地突围出来。《喧嚣荒塬》首先在《中国作家》2002年第2期全文发表，稍后由作家出版社出版，2011年初，《喧嚣荒塬》以《羌笛劫》命名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喧嚣荒塬》是一部有着浓郁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乡土叙事作品，它以同宗同族的莫村和桃花沟两个村庄为了保住和夺得象征着宗族正统地位的御赐金匾、党项秘笈和紫砂宝壶为叙事核心，讲叙了两个村庄为了取得宗族的话语权、领导权与合法性所发生的一系列明争暗斗的故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以家族械斗为书写内容的作品并不少见，《喧嚣荒塬》的独特性在于，将莫村与桃花沟争夺家族话语权、领导权的血腥博弈跟慈禧西逃、白狼祸陕、反袁逐陆、军阀混战、“二虎”守长安，冯玉祥入陕、陕北闹红、富平交农、渭华暴动、西安事变，中条山抗日、国共“拉锯”等迭次上演的历史事件以及冰雹、地震、蝗灾、旱灾、涝灾、瘟疫等频仍的自然灾害交织在一起，并且以最为长寿的莫家老太和金丝猴为家庭生命的神性隐喻，从而赋予家族械斗这一古老题材以厚重深遂的民族秘史内涵和神秘诡异的悲剧色彩，为读者打开了一扇“新奇而独特的人类生存‘窗口’”，让读者通过金丝猴与奶奶打通的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命运之索，探求家族苦难之源。从作品人物形象所蕴藉的文化批判意向而言，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突破了非善即恶的二元对立的人性书写窠臼，以善恶同源、善恶相生，善恶一体的人性视角，大量而集中地书写了附着于各色标签人物身上的人性之恶，用残酷得令人心悸魂惊，甚至有点匪夷所思的人物恶行表现人性的繁复与幽微，演绎故事，推动情节，在菩萨低眉式的文学叙事中，对暗黑人性及其有悖于美好人性的生存和生命状态，进行了无情的呈现与解剖，进行了金刚怒目式的鞭挞与批判。也正因为如此，《喧嚣荒塬》出版后，反响强烈，好评如潮，先后获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和巴金文学奖。

　　如果说《喧嚣荒塬》的乡土叙事，还有着旧中国乡村历史呈现特质的话，那么，林喜乐出版于2006年1月的《解冻》则属于相对纯净的新中国乡土叙事作品。《解冻》以体现日常生活生活魅力的现实主义笔触，从容不迫地展示了一个村庄，从阶级斗争、大锅饭时代到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到市场经济时代的巨大变迁，这种变迁不只是政策体制性的，而是人与人之间，乃至家庭内部关系的，是人的心灵和心理的，农民的生存、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李星《难能可贵的文学收获》《解冻》作家出版2006年1月版序二)就《解冻》的主题意象而言，它展示的是传统的农业文明与现代的工商文明冲突，以及在传统农耕文明与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碰撞中老一代乡土生命的惶惑、迷惘、痛苦与失落，新一代乡土生命在经受工商文明洗礼而产生的精神蜕变，以及或自愿或被迫“逃离乡村”“逃回乡村”的生存选择，从而凸现了在现代文明强势挤压下中国农村走向现代文明的必然。作品通过楚万担对土地的热爱与坚守，对日益凋蔽的乡土世界的描写，通过楚万担儿子楚立胜坚持把家中地承包出去，儿媳妞娃千方百计“逃离”农村，女儿立婷离家里只有二里路也不愿意住在家里等日常生活场景的叙写，异常真切地揭示出中国乡村传统宗法家庭的解体过程，提出中国传统农业文明何去何从，即传统农业文明的归宿这一沉甸甸的“三农”问题，以及乡土文明沦陷所带来的乡土生命的价值困窘，为现代与传统冲突这一常写常新的母题书写提供了一个相对完美的文学文本。

　　与《解冻》有着相同主题意象的乡土叙事作品，还有耿祥出版于2011年的《田韩堡》。《田韩堡》以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初期关中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为背景，叙写了生活在乡土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关中农村的小人物们的生存和生命状态。作品以“四海翻腾云水怒”的“文化大革命”写起，以“分田分地真忙”的家庭责任制结束，以冷静客观，平实朴素的笔触，通过描绘了这一特殊历史时期里当代中国关中农村社会的众生相，再现了“颠狂” 岁月里的“颠狂”人生，展示了被政治狂热激活了的人性的美好与丑陋，人生的艰难与欢悦，人情的冷暖与隔膜，以及人在残酷与逼仄的生活条件下的困宭与挣扎。

　　从小说文本所复原的历史现场来看，《田韩堡》的乡土书写有着民族苦难史的叙事特征。我认为，历史，特别是民族的苦难史，是不应该被遮蔽，更是不该被“雪藏”和“格式化”掉的，一个有历史担当的作家有责任 “恢复民族历史的记忆”，给我们这个最擅长忘记的民族，长一点记性。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说过这样一句话：对民族悲剧的记忆同对胜利的记忆一样神圣。我觉得，对于民族悲剧的记忆与书写，比对民族的辉与胜利的记忆更神圣。《田韩堡》就是这样一部有关民族悲剧记忆的书写。我认为无论是写得成功与否，都要比那些为主流意识形态所热捧的获什么大奖的作品更具神圣性。我们热爱并挚著于文学创作的作家们最热爱的一句话是：文学依然神圣。我理解，这个神圣，它所指的当是对于民族记忆的书写的坚守与执著。

　　相对于《田韩堡》而言，李印功的《胭脂岭》在乡土书写的视野上相对要广阔一些。《胭脂岭》以双胞胎兄弟张金柱、张金梁之间的恩怨，以及身份转换为主线，将胭脂岭发生的人生悲欢、生命苦乐，乃至家长里短、鸡鸣狗盗娓娓道来， 为我们讲述了在改革开放前后几十年的乡村风云变幻中，一群物质和精神都极度贫困的乡土生命，为了吃饱穿暖，为了有尊严地体面地活着而“八仙过海”式的奋斗历程，展现出渭北农民在时代变迁中的迷茫与困惑、坚强与执着。作者通过偷牛皮事件、捡钱事件、毁砖窑事件、供水风波等环环相扣的文学叙事，生动地呈现了艰难生存和精神困顿双重重压之下乡土生命文化性格中勤劳与朴实、自私与贪婪相克相生的人格叠压，成功地演绎了当代农民的真实生存状态。同时，作者通过对张金柱兄弟俩人的爱恨情仇，以及张金柱、孟建兆与廖英侠的爱情纠葛，党西胜和张金梁兄弟间的明争暗斗，把笔触伸向了农村的深层次矛盾，伸向了农村基层干部思想上的困惑，伸向了农民生存环境恶化的现实。以文学的形式，在为农民的生存自主呐喊，在为农村人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失衡担忧，在为农村由‘留守’变为‘失守’敲警钟。鲁迅文学奖得主、著名军旅作家党益民认为，《胭脂岭》这棵根植于黄土深处的文学之树，无疑是当代农民生存状态的真实呈现。

　　继《胭脂岭》之后，李印功又推出又一部乡土叙事力作《野女镇》。《野女镇》叙写的是一组生活关中乡村社会里的乡土生命的生存故事。小说以上世纪七十年代和新世纪初近三十年来的乡村社会为背景，通过村主任姜顾宁、县农畜局局长黄西亮、建筑公司经理王大奎、村民贾元、梁香梅等七八户人家的世俗恩怨和爱恨情仇的纠葛，生动繁复地展现了乡土生命为打开贫穷枷锁和挣脱生存困境的艰难挣扎，抗诉了乡土生命在追求体面尊严的人的生活历程中贪婪自私兽性本能的侵蚀与损害。

　　就艺术表现而言，《野女镇》立足于乡土中国的书写传统之上，以广阔的综合视角，以温和敦厚，同情甚至有点焦虑的态度，观照当代乡土中国中浮沉于物质爱欲生命河流中的褐色灵魂，继承了中国世情小说宏大繁盛的叙事方法，以黄、姜、贾三家争夺种猪场为显性结构核心故事，以黄西亮父子、姜顾宁父女、王大奎夫妇、梁双树父女、王全天父子、贾平夫妇、辛粉夫妇等人爱恨情仇为结构骨干要素，构建起收放自如的伞形网状艺术结构，以生动繁复的日常叙事方式，通过对细小琐碎的日常生活细节的描述，讲述了挣扎在食色欲望人生囧途中的乡土生命的忧欢悲喜，展示了行进在自我生命价值实现之途中的乡土生命精神蜕变的艰难与苦涩，呈现了深隐于看似正常的乡村生活实景之下的扭曲变形荒诞诡异的深层真实。

　　《野女镇》的底层书写，突破了既往的关于乡村的二元对立的文学想像。《野女镇》关于乡土中国的文学想像，既不是充满诗情画意、桃红柳绿的世外桃源，也不是阴森恐怖、让人不寒而粟的人间地狱，而是既有着种种不幸和痛苦，又有着脉脉温情与爱的欢悦，充满人间世俗烟火气息的“真的人间”。在作品中，最初以恶的和丑的生命形式纵横在野女镇的黄料科，在经历了在南方做天麻生意失败和与贾元打官司等重大人生挫折之后，幡然悔悟，改邪归正，一如既往地追求被蹂躏与被侮辱的梁香梅，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并且走上诚实劳动的正道;有着因作风问题被遣送回乡前科，行为恣意张扬而且一直有着“勾引”乡村妇女污名的村主作姜顾宁，在被罢免了村主任职务，患心脏病住院后，在接人待物和名利心态上，有了很大转变，命运之神为他送来了失散多年的女儿，让他在辞世之前享受到了人间至乐……作者“人间自有真情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人生价值判断和价值追求，把乡土生命的生存价值和人生意义引向了真善美的理想世界，相对比较完满地解决了新世纪乡土中国的书写伦理问题。

　　在最近两年的书写家族命运和社会变迁的作品中，李红女士的两卷本《潮起潮落》无疑是最新最丰硕的成果之一。两卷本《潮起潮落》分别出版于2015和2016年，这部耗时近十年的宏大叙事作品，叙写的是当代中国农村从解放初期以至实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的农村社会生活，以及渗透于其间的新旧杂缠的价值观念、人生哲学、道德理想、精神信仰的碰撞对新旧乡土生命的深刻影响。两卷本《潮起潮落》宏博的乡土历史叙事的艺术创造，开发了长篇小说表现的无限可能性。就题材而言，它承继“五四”新文学乡土叙事传统，努力开掘农村这个有着数千年农耕文化传统的稳固而深厚的审美资源。在这一点上，《潮起潮落》的作者与新世纪以来那些依然坚实地立足乡土，守望乡土，讲述中国乡土的忧患、痛苦、裂变、苏醒、转型的作家同频共振，在描绘翻卷着政治风云和弥散着经济阵痛的乡村时，从看似平淡琐碎的农村生活诸如穿衣吃饭，人情往来，妇姑勃谿、婚恋嫁娶等日常图景，进入对农村人物灵魂状态、文化人格，以及它们在风诡云谲的时代漩涡中精神震荡，把重心放到中国农民在时代浪潮冲击下的精神冲突和价值归依上。如以赵厚坤勤劳致富，剥夺家产，批斗受辱，梦灭身死和蓝方辛一家的升降沉浮，艰难求生，分离聚合，悲喜愁怨等等构成复线叙事，展现了在土地改革和大跃进，反右斗争和三年自然灾害以及文化大革命历史现场中诸多乡土人物精神震荡，人性迷失，人格裂变以及生命价值扭曲的惨烈图景，比如作品中厚坤婆娘、老二家的、黑驴等人物形象以“缺乏诚与爱”的“麻木冷酷”所制造出的“平庸之恶”，以推波助澜的形式，制造了以赵厚坤、蓝方辛等为代表的乡土生命的心灵痛苦和人生苦难。尽管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历史现场”和“历史人物”已经随风而逝，但是重回曾经上演着“人整人”悲剧的当代中国乡村“历史现场”，重新审读在历史悲剧中扮演各种角色人物的灵魂，以及这段历史悲剧的根源，在当下仍具有极为重要反思和认知价值。

　　和其它以底层书写为叙事架构的长篇小说不同的是，《潮起潮落》两卷本的乡土叙事书写，其乡土生命人物类型并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以农为业，以耕为生的乡土生命，而是将与乡土中国有着千丝万缕血缘与文化联系的中小学教师纳入到了乡土叙事的视域之内。从第一部第四章起，作品便以乡村女教师蓝方辛及其丈夫和女儿们为主要叙事对象，书写她及其丈夫与女儿们的命运际遇，生存挣扎，婚姻爱憎，以及她们在波诡云谲的历史潮流冲击下的心灵痛苦，以及在生存困境中对正义，道德，节操的追求。作者通过对蓝方辛这个处于社会底层的知识女性平常琐碎、辗转不定生存际遇和努力把持内心高贵与心灵幸福人生追求的叙写，彰显了善良纯朴美好人性的生命张力。但是，作者并没有把《潮起潮落》处理成一部关于一代处于社会底层的知识女性苦难命运的女性叙事作品，尽管从第二部起，两卷本《潮起潮落》的主人公由赵厚坤转为蓝方辛，继之以大雁、梦梦和丽娃，并以这三姐妺的婚姻爱情为主线展开文学叙事，但作者的创作向度却似乎有着更为广阔的叙事追求。从两卷本《潮起潮落》的时空跨度和人物张力来看，它已经构成了有着广阔历史叙事鲜明个性特色的多声部奏鸣曲。

　　我觉得，在众多的乡土作事作品中，路西平出版于2015年的《村路》在题材选取、主题意象和人物形象塑造上，都有着不同凡响的艺术贡献，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敬泽，中国作协副主席贾平凹，陕西作协副主席阎安对这部作品评价甚高，认为路西平撰写了一部新型改革变景下中国式乡村的编年史，塑造了以村党支部书刘乐然为代表的当代农民形象，从更深一层的社会变革理论探索的角度去表现中国农民在改革开放中的精神面貌。我认为，这部作品书写了当代中国农村在新时代浪潮冲击下迈向现代乡村政治文明的艰难历程，以及新一代乡村生命冲破传统文化习俗和现实名缰利锁羁绊“破茧化蝶”的文化重造。就我的阅读体验而言，《村路》是一部褪去怀念性色彩，有着表达乡村正义拯救强烈渴望的作品。《村路》的上部，以修造现代化村庄道路为核心事件，结构故事，关联矛盾，设置冲突，凸现乡土生命物质世界和精神的诸般困宭与追求，以及在迈向现代物质文明生活的艰难和苦涩。作品的下部，以大型现代企业的介入，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各个社会阶层的精神动荡为叙事核心，隐喻了传统中国农村社会在现代化历程中道路选择的艰难。作者在有意无间之间，对当代中国农村走什么道路的时代命题给予了自己的解答。尤为难得的是，作品的艺术审对象涉及到了生活在新时代的各色人物，他们不再是已经随风而逝活在历史记忆中的乡土生命，而是活在当代，活在当下，与我们朝夕相处，或者并肩而行在社会主义新农村道德和经济重建行列中的真实生动的乡土生命。与乡土有关千丝万缕文化血缘关系的读者，都不难在其中看见自己的文化“亲人”的面影，感受到他们生命律动的节奏。特别是作品所塑造的单纯善良，性格阳光，奋发向上的新农村建设的带头人刘乐然，是一个有着作者理想人格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也是正在解构的传统中国农村迈向现代化的希望和力量所在。和同样有着试图解决农村现存问题为主题旨归的《湖光山色》相比，《村路》的写作视阈相对广阔，它不仅从乡村正义的角度展现了乡村社会伦理的堕落和社会公正的缺失，而且脱出善恶因循，环环相报的窠臼，以符合人物成长和社会进步逻辑，以从容不迫的叙事风格，书写有着作者理想的乡村青年在“拯救”和“匡扶”乡村正义，重建乡村社会道德良序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种种努力，彰显在现代文明浸润和推动下农村社会进步的必然，从而使得作品的乡土书写具有了坚实的真实感和厚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