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功兄：
 

　　王全峰乡党的《一名乡党委书记的工作感悟》收到了，感谢你的推荐和联系。
 

　　说实在话，对于这本书，我原本是抱着了解一下乡党书记有什么样的工作感悟的目的索求的，因为正在修改《野女镇》的缘故，我很想了解一下改革开放以来关中农村、农民和乡镇领导的生产、生活和工作状况，虽然我出身农民家庭，高中毕来后也在农村生活过七年年头，父母及三个妺妺也长期生活在农村，我每年都要回农村那么一两次，但由于长期在外游学和工作的缘故，对于关中农村改革开放以来各个层面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和存在的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并不是很了解，而且，对家乡在各个年代发生的诸多社会问题，比如社会治安，村组经济、农民负担、子女教育问题等等，虽然也听到看到过，也有过一点忧虑与思考，但都是如云过眼，如风过耳，未曾有过深切关注，也没有认真思考过。大概是2007年，我们党校的王华旭校长曾经写过一本关于“三农”问题的专著《在希望的田野》上，在校改这部书稿的时候，我对“三农”问题的严峻程度才有了一些比较深重的印象，然而，毕竟没有深入关中农村的社会生活，置身于“三农”问题的漩涡，仅凭所得印象，也就没有那么深刻，没有达到震憾心灵，引起深入思考的程度。你知道，自我的母亲去世之后，我把父亲接来在城里同住已经十多年了，我的农村的故乡已经离我越来越远了，对于故乡的感情还在，但对于故乡的农业生产、经济发展等等已经没有关注的热情。然而，读了王全峰的《一名乡党委书记的工作感悟》，让我清晰地了解和重新认识和感知了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关中农村所走过的艰难，甚至是痛苦的蜕变历程，我的心灵为之震撼，情绪为之震荡，心情为之起伏。我接到这部书，是从水木清华南门百世快递员手中接过的，接过之后，我就拆开包装，边走边看，走回家，坐在书房看，吃饭时，边吃边看，一直看到夜里三点，实在困的不行，也想着第二天要到西安参加地铁五号线二期站点文化设计专家咨询会，所以才放下书。第二天八点上高铁后，即拿出来看，一直看到下高铁，上地铁，开罢会，在返回宝鸡的高铁上又看，晚上睡前才看完。
 

　　印功兄，你可能会说，啰啰嗦嗦给你说这么多干什么呢?我实际上是想给你表达这样一个信息，那就是，这部书深深吸引了我，打动了我，感动了我，王全峰就好像是和我结伴而行的老伙计，在给我讲我家乡曾经发生的事，这事发生时的情景，这事发生的前因后果，这事是如何平息下去的，最主要的，是他对这事的思考，这思考，是由微观到宏观，由客观到主观，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再由宏观到微观，由主观到客观，由里及表，由深到浅的。其叙事之客观冷静，文字简洁及生动，分析之客观及中肯，心迹坦诚之真诚热切……都是我在类似作品中之所未见，在类似乡镇干部交谈中之所未有，(我也有亲友在关中农村乡镇工作，听到的事与王全峰所例举的差不多，但其对其事其人评价却大相径庭)。王全峰的这部书，也纠正了我对乡镇干部，特别是乡镇书记镇长的粗略和浮浅的印象。受某些新闻报导和民间传闻影响，我原先对乡镇干部，特别乡镇书记镇长印象很差，觉得现在农民都是自主经营土地了，他们好像应该没有多少事干，他们所做的不过是“催粮收款，刮宫流产”的事，好像他们绝大多数都有“白吃白喝白拿白睡”的坏毛病，总之，他们没有多少正事可干，一个乡镇和那么多公职人员，实在是太多了等等。也改变我对农民，特别是一些类似于民间领袖式的“刺头”农民的恶劣印象，我曾经有过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看法，即那些村主任，组长是没有几个好人的，都是些想办法给自己和亲友捞好处的人等等……。看了王全峰书中对闹事群众的闹事原因的深层次分析，我基本理解了为什么群众会闹事，为什么乡镇干部会变成他们完全不想变成的那个样子，也基本上改变对闹事农民，惹事的乡镇干部的看法。也正是因为这些，我舍不得丢下这部书，也暂时丢下了对朋友的电影剧本《战扶眉》和你的《野女镇》的修改，想和你谈谈我的感受。
 

　　以上所谈是其一。
 

　　其二，我想和你谈的是，王全峰这部书里所映射出来的作者的写作立场、态度和写作目的对我的启示，这我觉得这启示是具有普惠价值的，所以想和你分享一下，冀希对我和你的写作有所帮助。从《一名乡党委书记的工作感悟》中，我感受到，王全峰是真正抱着“剖肝沥胆”，忠诚于党于人民的政治热忱去聚材取事，命题炼意，谋篇布局的。你仔细阅读这部书稿，就会深切地感受到，从头至尾，作者的写作立场是始终站在党和人民群众的一边的，是以实现和维护党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目的的，字里行间没有夹杂一丝一毫的不纯的个人动机和利益。在我看来，就作者写这部书的动机而言，他是想通过对脊梁岭农民闹事事件的因果关系的理性分析和客观叙述，以解剖麻雀式的方式，真实再现与深刻反思中国“三农”问题的严重性，严峻性，严酷性，以及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路径与方法，而不是将其作为暴露当代中国农村社会黑暗和吏治腐败的“黑料”，不是将事件的最后平息与完善处理作为炫耀自己能力的“红料”。说到真实客观理性，看似老调，平淡无奇，但要做到这六个字，在物欲横流，诱惑万千的当今社会却是千难万难，却是对一个作者，一个作家党性，人性的严峻考验，尤其是一部带有工作感悟性质的非虚构非纯文学类的书的写作，那是很不容易的事!看看那些写《活埋》，写《芳华》，写《带灯》一类作家的作品，你就可以看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落实习总书记文代会讲话精神是多么的艰难，要作家在文学作品做为到为人民服务是多么不易!在当今充满“逐臭夫”的文坛和文化环境中，能如王全峰如此剖肝沥胆，怀揣爱民之心，笔蘸忠诚之血的作家屈指可数，这是我敬其人、我爱其文的根本原因。白居易曾说过：“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话，为历代文化人所服膺，“为时而著”，对于作家而言，它意味着对时代的一种关注，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关切，对改造社会、促进社会进步的一种责任和使命。古往今来，做到“为时而著”的虽不乏其人，但可以肯定地说，更多的是虽有“为时而著”之心，却未必有真正的“为时而著”之“文”。究其原因，就在于要想真正做到“为时而著”，就必须倾听时代的足音，呼吸时代的空气，把握时代的脉搏，让自己的心合着时代的节奏一起跳动，真正用心去感悟时代、体验时代，书写时代。可惜的是，这个熟为人知的做文大法，根本准则，在今天却为相当多的专业和业余作家所无视。对比之下，你也就明白王全峰之难能可贵在什么地方，这也就是我佩服王全峰的地方。同样，我也认为，现在有些作家还在挖乡土历史题材中的早已经让人家写过多少遍的题材，实在是徒费笔墨，做无用功。你知道的，在一块挖过，犁过，耙过，又深翻过多少次的红苕地里，你再下功夫，还指望能拾的一个大红苕吗?现在有多少长篇，写的都是陈籽麻烂谷，或者是作者理想中的世外桃源，或山海经里的稀奇古怪，实在是无聊透了。这类作品，自费出版，到处送人，实在是一种文学自慰。从根子上来说，这里就有一个作者的立场问题，感情问题。现在谈这个，也许有人要笑话我，是抄书，是背毛主席语录，是炒文革的剩饭。可是我不这么认为，几十年阅读现当代文学作品的阅读体验告诉我，一个作家的写作立场决定着这个作家的写作动机、目的和方向，为什么写作，为谁写作，向那个方向走去。一个和最普通的人民大众生活离得很远的作家，一个不是站在为人民谋幸福“鼓与呼”立场，对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抱有深厚的爱的感情去写作的作家，是不可能写出动人心弦的活的有生命力的作品的。从王全峰的这部书稿中，我能感觉到他的屁股是坐在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谋利益这个立场上的，对生他养他的土地，与他荣辱与共的乡镇干部们有着深厚炽烈的感情的，所以他的这部非虚构的准文学作品才能打过每一个读过这部书的人。这个说得有点远，回到正题上，总结一句话，那就是要“直面人生，直面当下，直面现实”，在关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社会问题，生存生命问题以及物质和精神追求需要最迫切的问题上着眼，聚材取事，命题炼意，写出能震撼人心，最起码能让人有兴趣读下去，读罢不觉得作者是在“谋财害命”的作品来。
 

　　其三，不管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位社会问题研究专家，要想写出一部成功的作品，或者一部有影响力的专著，首先要对写作对象有一个清晰的深入的相对全面的了解，对写作对象有一个历史的现实的文化考量。通俗地讲，就是要有敏锐深透的洞察力，要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繁芜的社会众生相看到推动他们发生这样那样变化的根本原因。正如我们看皮影戏一样，作家看的不是布幕上浮映出来的，(当然，他也要看)，他与普通观众不同的是，他是要看到幕布后面那些操纵这些人物的人的手、动作技巧。只有把这些“耍把戏的”人的“把戏”看熟了，看透了(这些最重要)，才有可能全面掌握事物(事件，故事，人物，)的发展规律(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会发生成这样;为什么这个人会是这样，会做出这样的事)，才能相对真实的还原和再现事实的真相。如果是文学作品，作家才可能会塑造出真实可信，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性格，才能使作品中的事件、人物有了典型性，才能使作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真正成为有艺术价值的文学作品，而不是纸花一样的文字垃圾。反观我们熟悉的某些作家作品中的事件、人物都觉得不真实，不可信(尽管作者表示，事实也是真有其事，真有其人)也就是因此。
 

　　然而，一个作家要有深邃的社会洞察力，就需要作家自觉地提高自身的政治理论素养，说到这个，有人可能又要笑话，作家不是要远离政治吗?错!一个人是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的。马克思说，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政治的动物，人是文化的动物，人是经济的动物……)。政治(不光是政权)是无时无刻无所不在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的，所以，人是不可逃离政治的，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作家，一个没有较高政治理论修养的作家，只能是文字工匠，是个熟练的文字工作者。这一点无可置疑，根本不需要引证，也不需要讨论，鲁迅之所以伟大，是旗手，他的文学地位是如此之高，无人与之并肩，当代作家不可企及(这一点任何人都不否认)，就在于他对旧中国社会有着同时代作家更深邃、更独到的洞察。他是文学家，也是思想家!他之为文，是医国救国!这当然源于他的政治理论修养，从鲁迅所读书目中(太长了，无法列，恕略)我们就可以看到，读政治理论类书籍多么重要!王全峰对村民闹事事件的分析，认识，处理是符合唯物主义的，符合唯物辩证法的，也可以说，他实践水平高(处理问题的能力)，理论水平更高(思考问题的能力)，他是在《实践论》《矛盾论》的指导下来思考，认识，解决问题的，没有这个指导，他要平息处理好农民闹事事件是不可能的，前面二位乡镇领导即明证。要把三农问题思考得这么深刻，这么到位，再现得这么恰到好处(与国策、大政、环境、国情、新闻出版法规都不违背)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学习政治理论，提高政治理论素养，是一个好作家，或想成为一个好作家、大作家必不可少的基本功。可惜好多在文学苦旅中艰难跋涉的文学工作者不重视这一点，忽视甚至轻蔑嘲笑这一点，眼力不够，脚力不够，怎么能走得长远，走得快!
 

　　其四，就是对作品核心事件的选取与剪裁方面的启示。对于一部长篇小说创作而言，虽然叙事可以不受篇幅和字数限制，但并不是说小说故事可以不经选择，作者能想起多少就写多少，人物想写多少就多少，它同样需要精心选择，谨慎选取，除了核心故事之外，次生故事也是如此，正如一棵大树的枝叶，都是为吸收阳光雨露营养，为整个大树的健康茁壮成长助力的。这一点大家都明白，但在具体作品的写作中，往往会被情节推着，不自觉地写乱了，写散了，越写越长，越细越多。恕我直言，我读过的好几部已经出版了的咱们乡党们写的作品就有这个缺憾。对比着王全峰的这部书稿看，我们就不难发现，王全峰在这部书的前五十多页，对农民冲击乡政府的事件的处理，是很有选择的，很节制地写了事件的几个典型细节，如抢摩托，打警察，撕文件等，通过不多的典型细节，就把整个事件的疯狂与失控的状态还原出来了。他之所以能做到简洁，生动，鲜活而又不无之冗杂，原因就在于他始终是在写作目的指导下掌控着手中的笔的，他的主旨不是要暴露闹事农民和乡镇干部的恶，而要通过相对完整的事件回放，为他后面的处理问题做现实参照，做靶向，是在写(画)“麻雀”，(当然，这与他不是写小说也有关)所以，他的笔墨很集中，也很节省，再加上他的精心选取某些典型的细节，再现某些场景，如县上领导与农民的口角冲突，不但很真实，很生动，而且相对很全面。这一点，是我们要学习的。一定要提炼细节，提炼情节，不能随心所欲。这是一个硬功夫，得好好练。
 

　　其五，是对写作资料的搜集与研究。据我所知，我们许多爱好文学的乡党，没有搜集写作素材，资料的习惯，更没有有意识地自觉搜集整理和认真研究的习惯。过去，要求作家要深入生活，现在，在文学爱好者和相当一部分有着作家头衔的作家中，有种流行的说法是我就在生活中，还要到生活中去做什么。这是极其浮浅的，甚至是一种对作家真实创作过程无知的表现，也是有好多人在写出一部两部作品之后再也写不出来像样作品的原因(拼矿藏)。柳青写《创业史》在长安县皇甫村落户十四年，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就是搜集各种人物的身世，生平，生活事件，思想言行心态，个性气质表现等等，否则，怎么会有真实到就像读者也在经历，或如同身边发生的一样的艺术效果?路遥在写作《平凡的世界》之前，用了相当长时间研讨改革开放前后的各类报纸，并且深入到王石凹煤矿体验生活，当然，他更有苦难的童年和清贫的青年时代的生活积累。陈忠实写《白鹿原》亦是如此，此类例子多不胜举。王全峰的这部书稿中所罗列的，所引用的国家、省县农村的政策文件，农民各个年代的收入对比，农业税收中的种附加等等，事无巨细，件件翔实，可见其搜集资料之勤，之久，之多，之细，亦可见其苦心孤诣。尤其是对农村各个时期社会现象，包括曾经出现过的口号，顺口溜，以及各个时期的乡镇干部和农民的生存状态，案例的收集与使用的熟稔，让我惊叹!我觉得，这一点，是所有正在文学之路上艰辛跋涉的文学爱好者们，包括我在内所要学习的。
 

　　其六，是对事件(故事)人物的叙述的客观态度和理性把握。就我的阅读体验而言，我最欣赏的是这部书稿中对农民闹事事件发生发展以及平息过程的纯客观叙述的写作态度，既没有刻意的隐晦，比如县委某个领导干部对一位农民“县上来了一群狗”的过激反应，以及引发的乱拥乱打现象，以及这位县委领导的狼狈，包括群体性事件中群体的过激言论和行为，都是冷静的纯客观的叙述，不夹杂任何个人的情感，没有有意的或无意的对事件发展程度的渲染。再如，在整部书中，虽然王钱锋对农民抱有深厚的爱的情感，但在叙述农村各层面问题时，既不刻意渲染农民的善良与淳厚的美德，也不隐晦其人性中某些平庸的小奸小恶，甚至对煽风点火，推波助澜的闹派人物，也对某些农民所做的愚蠢之事，比如男人用擀面杖擀孕妇肚子，也没有给予贬意的书写。这是一种很难得的文学道德的体现，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王全峰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作家。予谓不信，试翻翻某些所谓大家写的大作，你就会看到，农民在他们的笔下，不是痴呆愚傻，就是蠢笨粗鲁可笑，最高也是没文化，低素质，不是丑化，就是妖魔化，好像什么坏事都是农民，农民工干出来的。当然，也有作家仿佛不食人间烟火，还是凭想像写农村，写农民，好像农村人都是淳朴可爱，善良本份的。这也是很可笑的。我没有见过面的渭南文友李高艳昨天给我发了一段话，很有意思，也值得作家们深思。我转引如下：“我时常奇怪，所有人笔下的父母都是淳朴善良，那么那些坏人真的断子绝孙了吗?直到康生的女儿也说她的父亲淳朴善良，我知道了，那些坏人早教会了儿女变坏撒谎。”人性是复杂的，农民也是一样，所以，在文学创作中，我们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这是个很重要，但往往被作家们所忽视的，这里，有个理性把握问题，要引起你和我在内的写作者所重视。
 

　　好了，从早晨八点多偶然兴起，断断续续写来，说得够多了，但还觉得有些体会没有说出来，那么，就留在后边有时间了再说吧?如果你有机会和王全峰聊天的话，也可以把我的体会谈一下，如果不合适，就不要淡了。这只是咱俩一个比较长的聊天而已。
 

　　春雨菲菲，莺飞草长，祝你神清气旺，笔健文新!
 

　　王琪玖

　　2018年4月13日于宝鸡

　　王琪玖：富平人，当代作家，中共西安市委党校教授、秦文化研究专家，中央电视台《探索与发现》历史文化顾问。热心家乡文学事业发展，2017年为《新西部》杂志关注的“文学陕军中的富平现象”专题报道撰写的《富平长篇小说创作概观》长篇述评，广获好评。

　　王全峰：富平县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曾任县委常委兼县委办公室主任，乡镇党委书记等职，所著《一名乡党委书记的工作感悟》近日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李印功：富平人，长篇小说《胭脂岭》的作者，陕西农村报原执行总编、《陕西文学》杂志副主编，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