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叙事：重诉，拓展与铿锵再现

　　历史叙事是中国长篇小说的书写传统，以历史叙事而获得巨大成功的作家作品代代有之，经典如山，佳作若河。新世纪以来，当代诸多著名作家都在进行着重新诉说历史，重新发现历史中的现代精神的文学书写，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当代诸如《圣天门口》《张居正》《白银谷》《张之洞》《银城故事》《伪满洲国》《蒙古往事》《檀香刑》《历史的天空》等有着浓烈的颠覆性色彩的历史书写诉求不同的是，富平籍军旅作家党益民的《根据地》，努力在历史的真实性与文学的诗意性之间取得一种内在的平衡，作者选择了以陕甘根据地为中心的文学叙述方式，所有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殊途同归，最终都集结在根据地。这样的写作方式既能凸显出个体的人生传奇，又能将众多的历史人物最大限度地融汇在一起，呈现出历史事件的多样性、复杂性，丰富了故事的复杂性与作品的可读性。

　　《根据地》立足革命史实，真实而艺术地再现了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艰难历程。作品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形神兼备的革命者形象，首次揭秘陕甘红军鲜为人知、惊心动魄的革命故事，全景式地记述了这一波澜壮阔的革命进程，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回眸历史的独特视窗。《根据地》的红色书写，既沿袭着历史写作的风格，也饱含了对文学意义的新的诠释与探索。它将陕甘红军和陕北红军创始人缔造革命军队的艰难，党内左倾机会主义对革命所造成的损害，以及革命党人为创建红色革命根据地所做出的艰苦卓绝的贡献，还有年轻的共产党人的成长，以既科学严谨又通俗易懂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部作品远远超出了历史事件和故事叙述的文本范畴，作品以新的视角引领我们在回望历史之时，前所未有地关注今日中国。这种引领和关注，就是这部作品的时代意义与文学价值之所在。

　　除了《根据地》之外，富平籍作家的历史叙事作品中写得厚重而深遂的当属杨英武的《藏凤巷》。《藏凤巷》展示的是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一个叫御苑镇的古老乡村里一条叫藏凤巷的巷子中，一户姓杨的昔日财东及其后代二十多年的生存和遭遇，具有乡村社会历史书写的性质。《藏凤巷》的成功之处在于，作者以特殊历史时期的乡村社会历史描述，以家族历史和个人身世的书写，以家乡历史人文传统的回顾与赞美，构成立体交叉式的宏大乡土历史叙事架构，为人物形象塑造和主题意象的拓展提供了广阔而厚实的书写空间，从而使英子娘、天命、上官秀青，老倔头程金发，由二等人物的人生际遇，生命苦难和精神追求，具有了厚重浓烈的文化意蕴。我认为，《藏凤巷》的成功之处还在于，塑造了英子娘和天命、上官秀青以及德贵、蒋遥等真实生动、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通过人物自身的言行举止彰显了人性的真与善，丑与恶，以及命运对美好人性的播弄与砥砺。作品着力塑造的英子娘是一个由旧中国社会走过来的“知书达理”的乡村知识女性形象，在她身上，闪耀着人性的理性光辉，无论身处何等境遇，英子娘始终坚守着清白善良的做人底线。在饥饿的年代，她坚守着做人的清白，不允许天命随大流去“偷苜蓿”，宁愿饿死也不动用为他家而死的长工满囤的工钱，不卖传家的宝珠，但却将珍藏多年的宝珠义无返顾地交给了国家。她不但积德行善，扶厄救困，而且恕恶释怨，以身示范，承传着其家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正因如此，她的养子天命，女儿英子，儿媳上官秀青才在坎坷人生际遇中不失赤子之心，其情，其义，其孝丰润了特殊年代“艾蒿太盛椒兰少”的精神世界。也正因如此，《藏凤巷》才获得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星先生的激赏，称其“不仅成为关中大地，也成为中国大地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巴漠的《黑石村往事》出版于2015年，是作者历经三年精心打磨的一部乡土历史叙事佳作。《黑石村往事》的审美资源来源于广袤富饶而又苦难深重的关中大地，因此，《黑石村往事》亦当作关中往事来读。《黑石村往事》叙写的“往事”横跨新旧中国两个历史时期，内容涵含关中平原民国十八年以至解放初期所发生的诸多历史事件，如惨绝人寰的大年谨、刘郁芬兵乱、交农驱米运动、红军改编八路军、解放马桩等重大历史事件。就作品的叙事架构而言，作者匠心独具，以经纬交织，显隐相间的结构形式，以黑石村为叙事平台，在黑、白、红三股政治军事力量的较量与缠斗中，编织成一幅异彩纷呈，引人入胜的历史画卷。从艺术表现上讲，作品巧妙地融合贯穿，历史事件与个人命运交织，宏大叙事与精妙细节契合，增强了作品的历史厚重感。钩沉和复现等多种手法的艺术表现，地域语言的灵活运用，增加了作品的生活质感，繁杂生活的浑沌呈现，增加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融入的红军誓师抗日，山西前线鏖战等重大历史事件，增加了英雄主义的凝重色彩。对惠天禄、康三老汉等人较为细腻的心理描写呈现出故事人物的丰富个性和诡谲命运对人物人生际遇的播弄，在人物性格和人物命运的多重组合与对比中，强化了高尚者的理想光芒。

　　和《黑石村往事》同样有着开拓关中历史审美资源，铿锵再现关中儿女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英勇奋斗历程的作品，还有程凌 李继庄出版于2014年的《石川河》。《石川河》记叙了石川河两岸英雄儿女为中华民族崛起，发扬青龙开河勇往直前的精神，与国民党反动派，社会黑恶势力，日本侵略者进行不屈不找斗争的故事。程凌和李继庄是两位典型的草根作家，两人都有着军旅生活和从政经历，创作《石川河》的冲动和激情完全来源于对石川河这条两岸开满英雄传奇之花的母亲河的热爱。在创作这部小说之前，两位作者沿着石川河一路北上，对发生在石川河两岸的革命历史事件和英雄人物进行了调查采访，在理性梳理调查采访所得的写作素材的基础上，提炼主题，串联人物，合成故事，并以饱含激情之笔，对石川河两岸关中儿女为中华民族崛起而进行的英勇斗争进行了生动呈现，做到了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完美结合。《石川河》继承了中国古典章回小说具有史传品格的叙事模式，作品以石匠老汉石倡义讲述青龙开河，造福石川河两岸百姓神话传说开始，奠定了全书英雄传奇的叙事品格，继而由村民梁满囤遭受乱兵抢劫负伤，引出儿子梁进仓去找他的老师杜思哲，又由杜思哲引出主人公惠全民等人，接着又由惠全民受伤引出方培玉和杨威等人的除奸行动，由除奸行动的成功又引出王禄魁兄弟重创土匪马冲天，由重创马冲天引出石川河游击队的成立等一系列故事，从第七回开始，作品以相对集中的笔墨，以环环相扣的链状结构，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设计，对发生在石川河两岸的由惠全民等共产党人策划领导的交农事件(成立农会)、改编土匪、两当兵变、照金御敌、南梁肃反、岚西抗日、青化砭歼敌、康庄战役等进行了精当的艺术再现。尤为可贵的是，两位作者的叙事伦理有着深厚的革命英雄主义和宏博的共产主义理想情结，在当代历史叙事书写中不乏解构红色革命历史，且以之显示人类“普世”情怀的书写环境中，《石川河》的作者却异常鲜明地高举红色理想之旗，“拒绝在俗世里沉溺，拒绝心灵被遮蔽”(麦加语)，独立特行，以文学之笔为一度被妖魔化的红色革命历史“袪魅”，还原和再造千千万万共产党人为之牺牲奋斗的“人民当家做主”的理想世界，并发现一种值得我们为之折腰、甚至为之牺牲的精神向度。

　　与《石川河》有着相同传记文学叙事风格的还有康凯鹏出版于2010年的《苦吟寒士贾岛传》。康凯鹏是一位长期生活在富平贾村，有着深厚文学功底的“职业”农民，《苦吟寒士贾岛传》是他在耕作之余，呕心呖血，耗时五年的作品。从作品自序中，我们看到作者之所以耗费巨大心力为之作传，是基于对贾岛这位星斗其名，曾经寄寓其村的唐代诗人的仰慕，从而自觉担当起为之作传的文化使命。在被“蜗角蝇头争名利，著书多为稻梁谋”污染的当代世风之下，能下如此功夫，峥嵘古人，高标逸韵，令人钦佩。更令人钦佩的是康凯鹏对传主贾岛个性品质和诗歌艺术特色的把握，有着惊人的精当和精肖。尤其是对贾岛诗作的熟稔与恰到好处的引用，使得贾岛的丰骨才情跃然纸上，把一个以诗为命，苦吟不休的一代“诗奴”形象，奉献于新世纪读者之前。从《苦吟寒士贾岛传》关于贾岛与韩愈、张籍、孟郊、李益、王建、姚合等唐代诗人的诗酒酬和，人情往来的文学想像来看，康凯鹏对唐代士子间的交往礼仪等有着比较深入的研究，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康凯鹏在叙写贾岛与韩愈等人的交往中，并不回避贾岛汲汲于功名的人生价值追求，包括顺从干谒求进的官场陋习，不惜屈意请托之举，屡试不第的沮丧和贬官之后的失落与愤慨等等都一一展示出来，还原了一个生活在政局动荡，政治黑暗的中唐时期，困窘长安数十年的清贫诗人的真实人生。

　　富平文坛宿将惠旺，宝刀不老，古稀之年仍然笔耕不辍，以朴实生动的文笔撰写了以真人真事为原型的传记文学作品《任彥才》。传主任彥才是富平县长春乡温家壕人，曾任富平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和平常人一样过着平平淡淡地生活，却有着平常人所不具备的那么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顶天立地，敢担敢赔”的硬汉子精神，不怕邪恶的正义感和“乐善好施和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高尚的道德情操。作者在为任彥才立传的叙事伦理书写中，非常注重从“凡中见真情”，努力发现并且牢牢抓住主人公身上充盈着的正能量。作品从任彥才多灾多难的苦难童年写起，其间写到任彥才亲生父亲死后，任彥才跟随邻居老婆讨饭，母亲为了让任彥才逃“活命”，以把两个女儿小小地就送给人家当童养媳，后来携着任彥才改嫁到党家窑一个普通农户家中。在贫苦中长大的任彥才起初跟村人吆骡子驮炭挣钱养家，后来因找被偷的骡子而参加了游击队，又因家中变故而滞留家中务农，但是，当游击队需要他出来打开工作局面时，他又义无返顾地站出来，参加了借粮，抬担架等革命活动。在任彥才的一生中，最让人敬佩的是为了响应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任彥才听从党的安排，丢掉公社干部的铁饭碗，回乡当了农村党支部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千方百计保护革命干部，同时又清醒冷静地处理错综复杂的派性矛盾，避免了群众斗群众的大规模流血事件。作品浓墨重彩地叙写了任彥才率领数万民工历时数年开凿红卫渠和治理石川河的英雄事迹，特别是他退休之后，不要任何报酬，跑前跑后，付出极大心血，重修了几近荒废的红卫渠，解决了四万多亩土地灌溉、人畜用水问题。惠旺是富平文坛宿将，新闻界元老级瑰宝，《任彥才》集中体现了惠旺质朴劲健的散文风格和人物通讯的书写功力，其大开大阖，精当传神的典型事件叙写，简洁生动、内涵丰厚的白描式的人物生活细节描写，以及声口毕肖，崭劲有力的语言书写，使得任彥才这一平凡而又伟大的普通农民形象，跃然纸上，树起了一通永远矗立在富平人民心中的丰碑。作家麦家说：“文学核心的价值是要展现出人类心灵的高度，以及活着、活好的勇气。它拒绝在俗世里沉溺，拒绝心灵被遮蔽，拒绝人心变坏，世道变黑。小说作为文学家庭里的重要一员，理应对人世保持批判的姿态，对人心发问，校正灵魂，清理污浊，最终目的是为了创造一个“真善美”的理想世界，并发现一种值得我们为之折腰、甚至为之牺牲的精神向度。”我认为，惠旺的《任彥才》虽然囿于撰写真人真事的限制，文学性不是那么饱满，但就精神向度而言，无疑是具有高钙性质的正能量，这恰好是当代世俗精神扁平世界所需要的。
 

　　都市叙事：碰撞与纠缠的价值裂变

　　依出版时间的先后来看，林喜乐出版于2007的《客居长安》无疑是富平籍作家作品中最早涉猎都市叙事的作品。作家以机智风趣，甚至有点黑色幽默的叙事风格，讲述了一个将届而立之年，有着律师资格和实践经验的青年知识分子，为实现人生价值而贸然冲进现代化大都市这座“围城”，最后却毅然舍弃所有冲出“围城”的故事，通过孟大友、吴老三夫妇、乐彤、谢奋强、于志宁、刘显、小得、寒蝶等“客居长安”的底层人物的求生挣扎与生死浮沉，展示了在社会转型大背景下都市社会底层人物的生存艰难和人生理想为残酷现实无情辗压而破灭的生存困境和心灵痛苦。从这些“客居长安”的寻梦者式的底层人物伤痕累累的梦幻之旅中，读者不难品味出金钱之鳄的贪婪与血腥，都市文化中深隐于“契约”文明锦袍之下的冷酷与残忍。也正是基于作者对有着“历史合理性”的将“人变为鬼”的现实之魅的质疑与暴露，从而使得这部并非社会批判的小说具有了强烈的社会批判意味，对当代社会转型期的诸多社会问题进行了无言的文化拷问和人性叩问。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作者关于孟大友搁置教职，赤手空拳毅然冲入“围城”，最后又重拾教职，舍弃一切毅然冲出“围城”，以其由“不安分”到“安分”， 由“不求安然”到“只求安然”叙事架构设计，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显示了作者的文化倾向，以及面对更为广阔而陌生的都市文明形态下的社会生活的困惑和无奈。当然，这也是作者对原乡式中国传统社会伦理的一种回归与坚守。

　　相比较而言，唐应坤的《流泪碑》的都市叙事则具有一种波光涟艳的平和宁静之美。《流泪碑》出版于2013年，作品提供的文学场景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后关中平原上的一个小县城和附近的关中农村。作品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杜越生的因“不适宜继续留在部队”而提前转业的农家子弟。作者将复转军人杜越生的人生浮沉放在一个相对较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去展现，通过与杜越生有血缘和准血缘关系的几户都市人家的生存状态真切而琐细的叙写，把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体制改革对都市世俗人生的冲击，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都市社会各个层面人物的心路历程，给予了鲜明而深刻的生动展示。尤其是对供销系统的经营模式，弊端和集体无意识的“合情不合理”的潜规则不动声色的展现，将隐秘的政治和经济的无意识显影，提供了那个特殊历史时代的世俗风景和文化镜像。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尽管作者的初衷是“通过几个普通百姓家庭成员的生存状态、心路历程、世俗故事及生活情节，力图将那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记录下来，并试图以一个草根百姓的角度，观察和解析国营工商业从辉煌走向黯淡的缘由。”但是，作者却在无意中介入到了同性恋文化元素的书写，从文学审美角度来看，这种新元素的介入是一种具有颠覆性的文化书写，是对具有霸权意味的异性爱的“破坏性”追索，是对人性复杂的一种丰富和提升。具体到作品中的主人公杜越生，他的同性性取向是挣脱无爱婚姻及异性性压迫、性束缚、性伤害的一种性反抗，从性解放的角度来讲，这是人性中的“自我保护本能”和“自我价值重构”的两种力的迸发，是向大写的人的跃进。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对杜越生与王远东、小黄、庄跟社的同性爱的书写，采取了既不渲染，亦不回避的临界式的艺术处理。这种策略性的艺术处理，保护了作品叙事风格的纯净和价值取向的干净。不过，作品的主题意向似乎有可探讨之处，即作者通过杜越生由复转军人到供销社职工，由职工到销社政工人员，由政工人员而为商业局副局长，副县长的升迁之路，传递出一种“得金钱者得天下”“会经营关系者得升迁”的人生价值观。这是值得探讨的。固然，在现实社会中此类以名目堂皇的权钱物交易而获得升迁的事例不胜枚举，作为社会大众之一分子，可以有无奈而顺应，或者漠然无谓的态度，但作家不能丧失主体性，也不应以暧昧的态度，将其“景观化”，不能“背着火跑”，而是应该“向着火跑”(别林斯基语)。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乡土小说开始在历史反思、家园守望、社会问题和生存状态四个新的主题域展开想象，张铖出版于2014年的小长篇《东辛庄》在这些领域都有深入的探索和尝试。《东辛庄》叙写的是大都市城郊被纳入开发的范围，迅即成为工业区，农民迅即成为市民过程中各色乡土生命的物质欲望和精神迷失。作品通过辛来、王顺天、辛坤等几个家庭的人物形象的生存和生命状态的叙写，以简洁生动的语言、行为和心理描写，绘制了一幅生动鲜活的都市世俗生活画卷，揭示了深刻的社会主题。作品所塑造的辛来、王顺天、辛坤等人，有着作者对生活的体味和概括的浓重色彩，或者说是作者意象中的生活实质。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相对狭小逼仄的叙事空间里，相对集中地叙写了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现代文明冲击的城中村农民的精神世界，因土地被征而被动地转换市民之后，如毒瘤般附着于其身上的精神痼疾并未因生存方式的改变而消失，反而和现代都市文明中的“文明之恶”融合起来，以更“文明”的形态侵润着健康的社会机体。毫无疑问，辛来、辛坤是作者着力鞭挞的“富而不仁”“富而无德”的城乡流氓有产者的典型，但深刻之处在于，作者不但展览其丑陋龌龊的生存方式和生命状态，而且对其人生价值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同时，以不乏忧郁的笔触，对国民劣根性的改造和道德重建问题，进行了形象化的昭示。
 

　　另类叙事：别有洞天的人性反思与彰显

　　巴漠的《火山口》是一部“别有洞天”的关于政治伦理和生活伦理的反思小说。《火山口》的“别有洞天”不仅体现在小说书写审美资源的“特别”，虽然当代不乏涉及监狱生活书写的作品，比如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丛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徐剑铭《死囚牢里的陪号》，哥儿们(张春雷)的《四面墙》等，但其大多是从囚犯的角度来写监狱、写监狱生活，进而辐射到狱中干警形象，而以监狱干警视角，书写监狱干警生活的作品，巴漠的《火山口》当为首发。其次，作为反思小说，《火山口》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无孔不入的权力腐败把“改造者”变成了“被改造者”，把监狱管理者的“惩恶”和“向善”指向，扭曲变异为“善的萎顿”与“恶的肆扬”。从政治伦理角度讲，巴漠决不仅仅是展现具有神秘和另类生活色彩的监狱生活“实景”，而是通过一个有诗文专长的监狱干警罗子文从大学毕业到监狱政工科，到任监狱长秘书，到办公室副主任，再到中队指导员，最后因其所管辖的中队工场引发监狱火灾，而被变相“挤出”监狱干警序列的故事，对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经济变革对监狱管理以及监狱干警队伍思想的冲击，以及监狱干警和犯人的人性尊严，体面生活等基本人身权利实现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因此，《火山口》的反讽性书写，已经超越具体的事件，指向了人性滑堕的政治的经济的和生命本能的最深处，为社会急骤变革时代特殊群体的人性剖析提供了色彩驳杂的手术台。值得指出的是，《火山口》的文学价值还在于，它第一次以不动声色的文字叙写，将“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一黑色定律阐释得如此惊心动魄：不是“改造者”改造“被改造者”，而是“被改造者”改造着“改造者”，监狱这个“火山口”底下运行冲突着的“权钱交易”的孽火，将罪犯“烧”得变态，把干警“烧”得变异，“警察不像警察，犯人不像犯人”，使白的不得不变黑，黑的不得不想更黑。在为权力和腐败烧得通红的“火山”上，无人幸免人性的滑堕与变异，人人无路可逃。